我们还需要那臭不可闻的文化相对主义吗？
王沪宁上世界末访美半年，写出了一本小册子。 当时正是美国的golden age，苏东集团垮台，外部矛盾一下子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吃了这么大的红利，隐含的内部矛盾一时间也可以从长计议。于是不少政治学者开始宣传“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命题的终极答案：“政治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后辈学者只需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 除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外，这种论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依据。 王在描写美国风行的信用卡时，不得不荡开一笔，先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这种“塑料制成，有磁条，可以存储信息的卡片”，原因无他，在刚刚丢掉了粮票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信用卡近乎于外星科技，不对它的外观和内涵做一点细致的描绘，是没法顺着笔者的意思继续读下去的。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写日本君主的宫殿，“其顶皆用精金为之，房屋地铺金砖”，接着吐槽热南亚的乡巴佬没见过世面，所以“言之无人能信”。当然，日本皇宫的金顶金砖现在来看多半是一种类似琉璃的玻璃瓦，但两处描写的笔意之相似，让人感慨：东方和西方仿佛并不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谓美利坚是天上人作。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天上人居住的大厦周围的天空上，王沪宁发现了几朵乌云，其中一朵被如此描述： 文化相对主义暗含的逻辑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德行。 教师在课堂上不敢教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着这种对“多样性”的追去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下，天使打败了魔鬼是一种非正义，因为魔鬼的消失无疑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的缺失”。既然“打败”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错误，那么纠结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也就没多大意义，“是”和“非”的界线变得模糊，它们本身也无足轻重了。 然而，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浪潮里，一小部分美国人还是在拼命挣扎： 布鲁姆认为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有一个道德目标，教育系统力图达到这个目标，并在课程中体现这个目标。 一言以蔽之，教育来自于对人的期待，而与之配套的一切——教师、学校、课程——都不过是完成这种期待的工具。马丁路德给普鲁士各镇议员写信，希望由市政厅出面把所有人都送到教会学校“以使每一个信徒都能独自读写圣经”，这也成为了后世所谓义务教育的滥觞；二百年后这种国民教育真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腓特烈的目的也不过是多培养一点合格的炮兵，以便能把法国人的脑袋轰开瓢，而他建立起来的这种纲领也成为所有想要求得生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