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那臭不可闻的文化相对主义吗？

王沪宁上世界末访美半年，写出了一本小册子。

当时正是美国的golden age，苏东集团垮台，外部矛盾一下子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吃了这么大的红利，隐含的内部矛盾一时间也可以从长计议。于是不少政治学者开始宣传“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命题的终极答案：“政治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后辈学者只需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

除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外，这种论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依据。

王在描写美国风行的信用卡时，不得不荡开一笔，先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这种“塑料制成，有磁条，可以存储信息的卡片”，原因无他，在刚刚丢掉了粮票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信用卡近乎于外星科技，不对它的外观和内涵做一点细致的描绘，是没法顺着笔者的意思继续读下去的。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写日本君主的宫殿，“其顶皆用精金为之，房屋地铺金砖”，接着吐槽热南亚的乡巴佬没见过世面，所以“言之无人能信”。当然，日本皇宫的金顶金砖现在来看多半是一种类似琉璃的玻璃瓦，但两处描写的笔意之相似，让人感慨：东方和西方仿佛并不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谓美利坚是天上人作。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天上人居住的大厦周围的天空上，王沪宁发现了几朵乌云，其中一朵被如此描述：

文化相对主义暗含的逻辑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德行。

教师在课堂上不敢教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着这种对“多样性”的追去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下，天使打败了魔鬼是一种非正义，因为魔鬼的消失无疑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的缺失”。既然“打败”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错误，那么纠结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也就没多大意义，“是”和“非”的界线变得模糊，它们本身也无足轻重了。

然而，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浪潮里，一小部分美国人还是在拼命挣扎：

布鲁姆认为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有一个道德目标，教育系统力图达到这个目标，并在课程中体现这个目标。

一言以蔽之，教育来自于对人的期待，而与之配套的一切——教师、学校、课程——都不过是完成这种期待的工具。马丁路德给普鲁士各镇议员写信，希望由市政厅出面把所有人都送到教会学校“以使每一个信徒都能独自读写圣经”，这也成为了后世所谓义务教育的滥觞；二百年后这种国民教育真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腓特烈的目的也不过是多培养一点合格的炮兵，以便能把法国人的脑袋轰开瓢，而他建立起来的这种纲领也成为所有想要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后发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即大量的数学、工程学中间夹杂着政治宣传；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力图把青年培养成合格的产业工人，帮助国家追上工业化的进程；发达国家希望塑造学生的“国际意识”，以便在全球大市场上追风逐浪。

总之，社会教育从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反之，如果文化相对主义战胜了这种期待，“教育塑造人”或者“教育培养人”的观念成为了“对多元价值观的挑战”，甚至成为了一种不道德，那长此以往，同向性的缺乏必将导致族群之间的分歧扩大化、斗争公开化，结果就是大撕裂。

因此，社会教育与其说是教人做题方法，不如说它从诞生之处，就应该着力给人提供参考答案。最近舆论场上有一个经典提法即所谓“大是大非与科学真理”，还有一种经典的揶揄学校教育的提法即所谓“中学课堂有政治课而无逻辑课”，其实都没什么道理：大是大非和科学真理的对立本来就是一个虚假两难，而政治课，也不是和逻辑学二律背反，水火不容的东西：

很多人暗戳戳地意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讲道理、害怕被质疑、容易被驳倒的东西，我看他们既然如此精于思辨，不妨写出一篇宏文来好好和马克思斗一斗法，给我等普罗大众普及一下科学社会主义到底哪一点不符合逻辑——实际上，对于马克思的这样那样的批评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只不过只要把两样东西放在一块，读者很容易判断谁的理论是社会运行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的铁的定律，谁的理论不过是百无聊赖的中学生写在作业本背面的莫名其妙的牢骚话。

一个刚刚摆脱了殖民地命运的新兴国家，为什么要建立起贯穿所有儿童整个青春期的义务教育？为什么要组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

必须赋予学生本阶级性、本国家性、本民族性。

必须教会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说到这里不免有人会问：这还用人教？

依我看来是用的，不仅孩子们要好好学，不少大人还要补补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