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十一月六日 来西安的高铁上，很累，有小孩子哭——就像以前每一次坐高铁一样。 启程的时候，K学堂的天气已经颇冷，这边更甚，穿一件毛衣出门，已经不太合适。 中午在博物院附近吃了饭，然而要预约，就没有进去。 这边的学校很多，一个挨着一个，恐怕在全国的排行榜上，是数得着的。 六点多钟，天还很亮，干脆到未央宫遗址去，很破败，里面竟然有人扣大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好在一路上都是灯红酒绿，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明天的比赛，特等奖有所谓“创业基金”五十万元，希望得个好成绩。 十一月七日 我们本来就是候补入组，抓阄又抓到了第一个，讲商业计划书的队员恐怕压力不小，好在我只是负责技术答疑，轻车熟路。 先是讲解幻灯片，然后是评委提问——和其他比赛一样，不新奇。 有一个评委提了一两个技术问题，很浅显，开口就露怯，于是胡扯了很多高大上的名词，说得我自己都有点脸红，时间到了，匆匆下台。 下了台，同组的同学到后台去要车票的报销凭证，回来偷偷跟我们说，他看到后台早就把获奖证书印好了，我们没得奖。 此时台上才进行着第二组：正讲到项目的商业愿景和社会责任。 他们糊弄我们，我们也糊弄他们，扯平了。 想到这里，倒使我心里轻松了不少。 下午五点多才结束，果然没得奖。 虽然出师不利，然而西安城是应该逛一逛的。 开元商厦，名字起得大气，人也很多，摩肩接踵，各种颜色的彩灯照着我的眼睛，让人有些头晕。 这里是知名的“网红城市”，点几盏彩灯并不为过，跟不上时代的是我。 有个卖化妆品的店门口，一对情侣在吵架，因为一瓶卖几千块的什么什么水。 我看到货架上摆的，就是很小一瓶，然而同组的女同学告诉我，套装，才几千块，值得的。 我撒了个谎说想出去吃点东西，一个人在外面乱逛。 风有点凉，所幸从K学堂穿来了最厚的大衣。 走了十来分钟，到一个小庙门口，这里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招工市场，然而已经很晚了，只有稀稀拉拉的七八个人。 庙门口的石狮子旁边，有一个女工，穿着灰色的夹袄，背着一个小孩，怀里抱着另一个，都裹得严严实实，身边的牌子上白底黑字写着“瓦工”。 我不知道该呆在这里还是赶回去：昨天在市郊都没迷路，今天在城里竟然迷路了。 十一月八日 要快点赶回K学堂去，为什么呢？我不太知道。 车厢里的小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某个少儿朗诵节目，里面是一群小孩子，穿着光鲜，奶声奶气地背诵《卖炭翁》。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这老头要是有自...

等到再一次来到东岳庙附近买东西的时候，路边的清洁工确实比往常多了不少，可见要非说这“创城”没有一点作用，恐怕也有些亏心。 东太尉街上的大师们还是一样的神情，一样地抽烟、喝茶，一样冷不丁说些“我观你印堂发黑”之类的话。 升平街上的老头却不见了。 听附近卖登山杖的人说，他被戴着红袖章的什么人劝走了，老头一开始还不配合，“闹得可凶”，后来也就配合了。 我皱了皱眉头，依旧提着包往回走我的路——那包里有半只烧鸡和一瓶洗发水，它们将带给我一个干干净净又香气扑鼻的周六的美妙夜晚，至于那个穿着破旧的修鞋老头，他去了哪里似乎不是我应该关心的。 后来我也确实不知道那个老头去了哪里，不过，经他手修过的那个提包，其寿命在我用过的几个包里可排第一。

与之相比，岱宗坊西面升平街上要冷清得多，这里不朝阳，大概入不了大师们的法眼。 生平街上只有一个修鞋的老头，年纪不小了。跟所有修鞋的老头一样，他穿着一件很脏的棉袄，身后是一台被机油摸得黑漆漆的机器，凳子下面拜个木盒子，横七竖八地放些改锥之类的东西，身边则是几双修好了还未被领走的鞋子。 老头的生活比起大师们要差一些，到了饭点，别人都踱着四方步到旁边的副食店里点一两样小菜，他则只有两个又凉又硬的馒头，费劲地啃完了，就拿起旁边罐头瓶做的水壶喝一口水，接着叮叮当当开始他的工作。 本来我是用不着修鞋的：既没有穿皮鞋的脸面，也没有非穿皮鞋不可的场面，只有一次买了提包拉链坏了，邮寄来的备件怎么都不合适，在屋里折腾出了一头大汗，只好从热气腾腾的宿舍走到着寒风刺骨的生平街上来。 “修鞋？”，老头的声音干涩而嘶哑，和北风差不了多少。 “拉链”，我提着手里的包，“看看能不能给……” “拉锁最简单”，他终于抬起头，“先给你弄。” 端详了一会，他徐徐道：“还真是蹊跷。” 话虽如此，手上的活儿却不停，忙活了三五分钟，终于修好了这个诡异的拉链。 他来回拽了两次，确保它不会卡壳，又递了回来。 “多少钱？……”我怯生生地问。 他摆摆手，“这点小活儿。” 我又问，他却生了气：“整天就知道钱，你有多少钱呢！” 他既然这么说，我道了谢，也就走开了。 走的时候路过遥参亭，双龙池仍然是车水马龙，那个卖香的男人又问了我一遍“请不请香”，我没有回答，提着包往回走。

如同在东岳庙会上教人银环魔术的人一样，看相算命时候说的话，是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的，孙猴子给菩提祖师磕了头，还有说一句“此间更无六耳”，就是这么回事。 有几次，我靠得近了，他们都抬起头来盯着我，仿佛我是偷师学艺的小徒弟或者妄图一窥天机的投机者，那就远远地看看如何呢？ 大师们的折凳照例要高一些，他们讲起话来气定神闲，不急不缓，有时到了紧要处，一只手扬起来摆一摆，或者掏出笔来勾勾画画，不消说，那多半是要给命运多舛的人改名字了，最后，总是以抬起水杯喝一口水结束。 唯独有一次，旁边公园里的迎春花开得正好，我躺在石凳上，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问前程的大姐皱着眉头，听起来好像是先生执意要把她名字里的“兰”换成“梅”，大姐似乎不太情愿，她模模糊糊地说：“我只倒是这个‘兰’就带了‘木’了，没想到还是……”，大师却缓缓回答：“命里缺，就要拿名字去补，再加一个‘木’，怕犹嫌不够哩！”后面的话听不真切，大概是用个明着带着木字偏旁的字，气场要更强一些。 这话不免引得我的一阵唏嘘，来世若是不幸托生变成了不能跑不能挑的植物，也千万不要做河谷里的一株兰草，而争取去做荒原上的一朵梅花罢，否则气场不如人，来做名字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街南头站着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尼龙夹袄，拉着三轮车，里面放着几捆香，如果是背着包的外地游客过来打量，就憋出几句蹩脚的普通话，不过他的“眼力见”似乎并不太好，有几次我路过双龙池，他也迎上来问“进不进香？”——我几次都想回答“本地的”，似乎又觉得不妥，本地的就不信老奶奶了？于是就尴尬地摆摆手，他也就显露出一副惋惜的表情，仿佛不买他一炷高香倒是我多大的损失。 往北一点是一个穿着风衣的大师，戴着一顶黑毡帽，如果不是下半身臃肿的老棉裤和沾满泥巴的破皮鞋太拉胯，还真有几分老绅士的做派。他赖以生存的是地上一片光滑瓷砖上放着的不知是锡还是银的一头小鹿，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有什么说法，书里倒是有所谓“马前神课”一说，但也没说过能用鹿代替云云，或许是我读书太少也未可知。 然后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大概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的卦摊，他戴着眼镜，身后公园的栏杆上挂着一副招牌：“看相、算卦、风水”，所不同的是，他的脚底放着的不是鹿，而是签筒，里面歪歪斜斜地插着十几二十跟卦签，只不过眼镜大叔似乎并不太关心自己的生意，颇有些爱答不理的神情。 最靠近正阳门的是一个大妈的领地，她的陈设比刚才几位都简单，除了两把折凳外，就只剩下一把小酒壶，有时他跟旁边卖旅游纪念品的老板聊天，说话慢条斯理的——“瞧香的都这样”，有个朋友跟我说，但是到底是故弄玄虚的还是真有法门，他就不太清楚了。 除此之外，岱庙前门靠东还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先生，整天躺在摇椅里，间或睁开眼，看看路过来来往往的人群，摆出一副古代隐士的样子便沉沉睡去，但他的周围却是没有前几位的整洁：除了一块八卦，还有保温杯，一把破破烂烂的蒲扇，还有几本几乎快要翻成烂纸的旧书。 岱宗坊东面的公园里还有几个，不过他们的档次就低得多了，也看相，也求签，也点痦子，也卖纸元宝，也聚在一起斗纸牌。 我不知道有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能管得了这些人——也许有吧，不过用条例来管神仙，他们大概觉得荒谬极了。

我们这里申办全国文明城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首先要整治的是街道上各种占道经营之类的杂事，没几天，萃英园后街卖肉夹馍和章鱼丸子的商户，都躲到巷子的最深处，一到放学，窄窄的路上摩肩接踵，也不愧为一种奇观。 听人说，下面乡镇上，主干道两边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后来就有同窗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半开玩笑的说，自己家里的窗户玻璃都不小心被人刷成了黄色，不知道的还以为要登基。 整个山城，似乎只有东岳庙一带的小巷子里岿然不动。 和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可能几百年前都一样，岱宗坊一侧的东太尉街上，一拉溜全是算卦问卜的简陋小摊和卖高香的小贩，他们似乎想沾沾这正阳门和唐槐汉柏的灵气。

2010年，大蒜涨价，我学到一个词叫“蒜你狠”。 电视里在做采访，话筒伸到每一个市民的嘴边，每一个人都在骂，为了节目能够正常播出，我想电视台颇费了一番心力剪去了一些不宜在公共平台上播出的“义愤之语”，农民心黑、菜贩子心黑、市场管理部门肯定拿了他们的好处，心也黑。后面接着是一个专家的分析，他正襟危坐，提出四条理由，让人们相信大蒜的价格将“回归到市民能够接受的水平”。 同样是2010年，虞江新开了两家家电卖场。 冰箱、空调、洗衣机，卖得特别好——来购买电器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他们每个人的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泥土，每个人的衣领上都有汗水干涸后留下的永远洗不掉的汗碱，解开扣子，每个人的胸膛上都散发着发酵了的鸡粪和农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平生第一次亲手摸到冰箱。 他们用拖拉机，用农用三轮，最后用扁担，把冰箱抬进家门，像是娶来了新媳妇。 这世界未免有些太过魔幻了：无论是企业家、小商店的店主、工作间隙里摸鱼炒股的上班族，他们致富的经历都被传为美谈：有幸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得到的全是羡慕和恭维，他们买了一台轿车，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换了一栋大的，有的换了一个老婆，有的则换了不止一个，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 “公买公卖，公道的很嘛！” 唯独轮到农民买一台冰箱的时候，人们就要站起来骂他们“心黑”了。 农民好像格外低人一等，他们的劳动好像格外得不值钱。 现在是2020年。 我看发生在猪肉身上的事，和十年前发生在大蒜身上的也没什么不同。 有的媒体编了写三两行的段子调侃，于是人们会心一笑了，十万加了，爆款了，名利双收；有的媒体则装模作样的发些不知所云的投票，参与到讨论之中的，绝大部分是从没进过菜市场的学生。专家还是一样的正襟危坐，所不同的是从电视里搬到网络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猪肉的价格一定会回归到正常水平”。我只恨我记忆力从来不佳，否则就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专家和十年前的那个，是否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每天都有关于“猪”的每一个环节的新闻被报导出来，每一篇都翔实可靠，杀猪人、卖肉的、包饺子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能懂得猪的语言，他们也会去采访，这是必然的。可是，唯独少的就是养猪的人的声音，或者他们说过，然而没人听，渐渐的，就不再说了。 我们可以预见，早晚有一天，种地和养猪，都会被聋哑人垄断经营，真是令人何其惊恐也哉！ 只有曹德旺说了一句“几十...

那里的雪总不肯独自出现，伴随着细密的小雨，落在房舍、田野和通向各处的窄窄的小路上，就是这样： 房顶的雪，被人居的火气蒸腾着，尚来不及堆垒，便融化成水珠，像是红色的瓦片在北风中出了一身大汗；而田野里的雪，没人管的，就慢慢弥散，给山峦裹上一层素衣，倘若有几个孩子就热闹了：杂乱的脚印和不成形的雪人，一个挨着另一个。 而小径里的雪，既不肯消融，又不肯化作棉絮般的轻柔，只要经人踩几脚，就凝结成凉的冰，几天的工夫便光滑得像一面镜子，泛着森森的寒光。 就在这时，也正是把一袋袋的玉米送到冷库去的最好的关头：平常日子，一个顶棒的小伙子，也不过扛起三百斤，而有了这冰雪铺成的小路，再加上一条厚实的棉布腰带，哪怕是个老太太都能连拉带拽地运两百斤了。 山上生着雾凇，湖里全是冰凌——那正是冷极的时候！ 北风一吹，皱纹和裂缝就在脸上糊成一片，像是黄土高原的沟壑：人们说，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手是早就被冻麻木了的，仿佛捏住的不是麻袋的口子，而是恶魔的喉咙：不咽气儿，绝不肯撒手。等到一口气走出三五里，才揣在一起暖和一会，猛地伸进腋窝里，换来的是生生的一个激灵！ 雪来的时候，乡村的每条小路都是伏尔加河，这河的两岸，到处都是饿着肚子的纤夫。 有雪的地方就有赏雪的人，这晶莹的东西实在惹人喜欢，无数的文人墨客写无数的诗歌赞颂它，南方来的朋友们往往站在阳台上伸出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雪呢！”——他们必须很快地记住这雪的模样才行：屋里点着火炉，雪花马上就要融化了，它躺在手心里，即将变成一滴晶莹的泪珠。 警幻仙子唱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若是单写景，是不错的，然而，落了魄的贾宝玉，风雪中犹然披着一件猩红的大氅，而我见那穷苦人家穿着单薄冬衣的少年，比起荣国府、宁国府的少爷们，也是一样的臂膀和腰脚，并不天生就缺少些什么。 我厌恶这白色。

朋友告诉我，如果总是和比自己年纪大的人聊天，人也会老得特别快。 “所以你才去小学当老师，想青春永驻！”我在电话里调侃道，“你个计划通哈哈哈哈哈哈” 电话那头也传来一阵咯咯咯的笑声，“是啦，你也不想想从一块卖报纸都多少年了哈哈哈哈哈” 说着，他偶然提了一嘴，“说起来，那时候那个最畅销的……《虞江早报》，停刊了，你知道？” “停刊了？什么时候？”我有些惊讶。 “去年十月一吧……说实话，现在谁还看报纸啊！” 这个时间节点像是一道惊雷劈向我，从脑门到脚后跟打了一个冷战。 我把电话打给每一个还能联系的一块卖报纸的老朋友，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稍微准确的线索：《虞江早报》当年——或者说更早一点，有没有一个姓刘的人在里面做过什么工作？记者？或者编辑？或者校对？ 然而得到的答案出奇的一致：“现在谁还看报纸啊”。 有人建议我去日报社大楼问问，去过了，那里已经改成了电信营业厅，除了门口的公交站牌还叫“报业大厦”外，没留下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 还有人说可以试着找找当初那个戴着金表的负责人，然而找了挺长时间，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找到了当年被采访的“金牌小报童”，经人引荐我才明白，原来她是报社主编的侄女。 小姑娘打扮入时，举止也得体，跟小时候一样的漂亮：至少比一个袖口上永远挂着鼻涕，张开嘴一股萝卜咸菜味儿的孩子照出相来要漂亮得多。 她答应会问一下，但几天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有些奇怪： “我叔叔问我是谁打听的，我只说是一个朋友，他就说‘当初报社里姓刘的有很多，不知道你朋友问的是哪一个。’” 我有些讶异，她接着说：“我看他脸色不太好看，就没有再问了。” 这一下，所有线索就全断了。 自那之后，我就特别希望有人发明一种能够治疗老年痴呆的药：那我说不定还有机会撬开老周的嘴，他也许能告诉我，这个平平常常又神神秘秘的老刘，年轻时候到底做过什么，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然而过了几年听说，老周也去世了。 好在是自然死亡，没有痛苦，“挣老鼻子了”，值得庆祝。

后来，我在公园里遇到了老周。 他也被女儿接到城里来，说是享福，然而“憋得难受”，有时也去看老头老太太跳交谊舞——“看了三五回，慢慢腾腾的，一条腿也跳不了，干着急。” “哈哈，跳舞不是越快越好的，又不是让你当刘翔。”我跟他开着玩笑。 他也笑了，摸着我的手说：“十六岁就做‘倒爷’，有做生意的脑子啊！”——他大概已经记不清我当初到底是十一岁还是十六岁，甚至，他还能不能记得自己今年多大岁数呢？ 值得怀疑。 他说自己的报摊有时候连续三四天都不开张，觉得干不下去了，干脆关门歇业。 他还告诉我老刘搬家没几个月，生了一场病，没什么响动就没了。 我看了一眼公园里的人群，他们从冬青的树丛间走过，都神色匆匆，没有一个手上还捧着报纸的。 我安慰了他几句，当下也就别过了。

我可能在公交车上又碰到过一次老刘。 他要下车，而我正拼了命地往上挤，希望把自己的屁股挤进那一堆的屁股里。 我隔着人山人海看了一眼，很像，又不太像。 一样的地中海，一样的黑色薄毛衣，一样的老花镜，但是头顶上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闪闪发亮”，倒像是我家的旧书那样蒙上了一层灰尘，身材也比以前瘦了一些，脸上血管像是在皮肤底下爬行的蚯蚓。 司机大喊着“后面有空！”——这是事实，车前门根本塞不下另一个屁股，车后门倒是隐隐空出一片空地：人们都躲着那个干瘦的老头：这样一个好像风一吹就能飞到爪洼国的老爷子，碰倒了算谁的？ 我叫了一声“刘——”然而喊了一半就没了声音。 刘什么呢？我终究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正碰到老周在收摊，他说老刘要去城里享福了。 “这三五天就走，二十六号他儿子开着车回来的，也收拾旧东西，”老周说，“那些破书旧报纸，找了那个收破烂的‘一支眼’，都给拉走了。” 他兴致高昂地说起那天的场景，眉毛一跳一跳的，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开心，但经他描述，从老刘的儿子迈进门，到拉着板车的“一只眼”从院子里出来，都好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了。 我听后倒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恐怕也颇为寂寞。 “不过，我看他好像不大愿意走的，你要是有心，可以老时间来见他一见。”老周举起茶杯，“嘿！我们这些老东西，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说着这么沉重的话题，他的眉梢眼角倒好像恢复了刚才的兴致：他好几次跟我说起过，自己的一条腿是年轻时候跳火车被碾断的，要不是刚巧有个医生早上沿着火车道去上班，自己肯定是没命了。从出院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改了生日：虽然没正经吃过蛋糕，也不会唱什么生日歌，但多活的每一年，都是“挣老鼻子”了。 正好，我也打算找一辆货车把存在亲戚家里的那张大橡木书桌搬回去，那烤鸭店里的小黄鱼，也是不容错过的，就干脆放宽了心，就天天晚上出来逛，好在是下棋的、斗牌的、遛狗的、走街串巷给人刮胡子净面的，我都认识，倒也没闲着。 可是等了三五天，都没见老刘的影子，听几个老邻居说，怕十一放假路上堵，头一天夜里就搬走了。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终究还是该问一句，“他年轻时候是干什么的啊？” “哟，咱还真不知道，看他整天抄抄写写，八成是个文书？”一个说。 “也有可能是个会计。”另一个补充道。 “说不定是个老师。”最后一种可能也出现了。 总之，我还是不知道。

我别了那片粉刷着灰色油漆的居民楼，算来也有好几年了。 搬来搬去，最后找到了虞江城东一座小区里，这里的环境还算干净，周围有个农贸市场，买些白菜萝卜，也便宜一些。 这一片周围曾经有两个报刊亭，五个旧书摊，有一个络腮胡子的老板从我手上拿《虞江早报》，动辄就是三百份起步，有时他还会招呼我在报刊亭里一块儿吃一顿早饭：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素大包子，萝卜咸菜，就是这么点东西。然而等到我搬到这附近的时候，那些曾经带给我无限商机的人和铁皮屋，一个都没有了。 落脚的第一年，我从朋友家里淘了一台电脑，整日戴着耳机，家里人劝我出去走走，我就一拍显示器笑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哩！” 然而，还是要出门走走的，搬家时候来不及抱走的旧书、家具，都临时放在一个亲戚家的储藏室里，每次见面，都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弄走，我父亲其实也担着心：那里一到夏天，齐膝深的雨水灌进门里，是每年都要有一两次的。话虽如此，他却不放心那些东西经搬家公司的手，有一套青瓷的茶壶茶杯，搬家的时候就全被他们弄碎了，然而事情又多又乱，竟一时也没有发现，终究还是吃了个哑巴亏。 于是，我就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趟一趟地搬运旧书。 大概有小半年，那些写满了眉批也落满了灰尘的书才从一个书架搬到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书架，然而我怀疑放在新书架上，它们也难逃落满灰尘的命运：父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然而医生仍说，不能久坐久站，要看书，只能隔一会就换个姿势——这就成了纯粹的体力劳动；至于妈妈，真正合她胃口的是电视上的相亲节目，不知道她上午看完了男女青年为了爱情在全国人民面前出洋相，下午又要板着脸教训班上的小孩“不要早恋”，会不会偶尔也觉得有些滑稽；而我呢？其实现在也不大看书，毕竟“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 总之，我们全家已经没有一个人非要看那些大部头不可了。

在报摊上看报纸的时候，老刘往往叹气，这时候老周就会凑上来搭话。 “你儿子多久没回来了？” “三个月？要么就是五个月，记不太清了。” “要我说，去城里也没什么不好，享福嘛，也是儿女的一片孝心。” “噢……倒是不错的……我在那边住过两天，”老刘的双手比划着，做出一个好像一只螃蟹在水里面游泳的姿态，“憋得难受。” 这时报纸差不多就看完了，他站起身来，旁边老周也盖上茶壶盖，做出一副努力站起来送客的样子，最后隔空喊几句话： “走啊？” ——“走啦！” 然后目送那个亮晶晶的头顶消失在罗格街的拐角。 有一个周六，我买了半份烤鸭，一份春卷，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撕破了装烤鸭的纸袋，就到老周的报摊上要他抽几张干净纸来。 他朝老刘撇撇嘴，大意是自己摊子上的都是要卖的，免费的报纸还是得去找“地中海”寻。 老刘皱皱眉，不过还是前后翻了翻，从一沓里抽出一张印着招聘启事和壮阳药广告的版面给我。 “烤鸭？这样的日子最好还是吃螃蟹，煮蟹，汤国黎[*]最爱吃。” “还螃蟹……哼……”一旁的老周远远地为我解围，“你看看自己还有几颗真牙？”——他说的也不错，不过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恐怕都没有我一个人的牙多了。 “牙口不济归不济，有些东西可不能舍了。”说完，老刘接着看报纸，留给我一个亮亮的脑门。 我道了谢，却有些尴尬，即使在我亲手把一份份的《早报》送到大小报摊老板手里的年岁，它刊登的文章质量也实在不敢恭维，纸媒现在行情这么淡，能有多值得一看呢？ [*]汤国黎：章太炎妻。

罗格街的街口，有一个差不多被“最小化”了的书报摊，老板是个老头，花白头发，瘸了一只腿，姓周。 他年轻的时候大约走过口外，打过渔，片儿刀耍起来像一团雪花——当然，这都是我边看武侠小说边从他脸上的皱纹里脑补出来的。 天晴的时候在路北的空地上，下雨的时候则是在南边饭馆的屋檐底下，老周坐在折凳上，泡一杯岔，冷不丁地招呼一声：用的是最难懂的虞江方言——他确实是这里真正的土著。 姓周的人在这附近并不算少数，可大家都默认了“老周”这个名字就专属于那个在罗格街和新民路卖报纸的老头。有人说附小刚搬到新校区的时候，他就在这儿落户了——后来这传言被证实为假：实际上老周的报摊在此处开张的时候，附小的老校区都还没建成。 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我天天要出门吃晚餐，大部分时候是端着饭盒，到对面中学的食堂里要一荤一素，只有周末放假的时候，才拿上两张票子，到挂着烤鸭的店里装模作样地点两份小炒，那里的油炸小黄鱼，是天下无双的东西。 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等我吃饱了肚子回家的时候，报摊的边上就多了另一个老头，他看上去和老周差不多大，却从来没有引起我“深藏不露”的遐想——他的发型完美地贯彻了中央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援中央”，无论金庸、古龙或者倪匡的小说里，好像从来没有哪个武林高手留着这样“地中海”式的发型，《倚天屠龙记》里有“光明顶”这个叫法，然而那是地名，算不得数的。 老周称他为“老刘”，方法他从来就没有名字，事实上，任谁都觉得比起那个卖报纸的瘸子，他格外多了一份稀松平常。 老刘差不多把这小小的书报摊当作了免费的图书馆，他实际上如入无人之境，翻翻这本，看看那本，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说几句闲话：无非是儿女工作孙辈上学之类的事，然后就坐在另一把折凳上看报纸——永远的《虞江早报》。 那折凳和报纸一看就是给老刘特意准备的，他看报的时候不戴眼镜，却把报纸放得很远，仿佛那薄薄的一沓会咬人似的。 折凳和报纸在我的生活中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附小上学的时候，那时还是两个人同坐一把长条凳，一到考试要分开坐，就商议同桌两个，一个从家里带一把矮矮的折凳，另一个抱来一把高高的太师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走廊里、操场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凭空多出一套额外的桌椅，因此一到考试前后，校门口满是抱着折凳和太师椅的学生，也不蔚为一种奇观。[*] 而《早报》对我则有更特殊的意义，做日报社的小报童，是家长能接受的不多的几种孩子们“创收”的手段之...

木星是一个长着一只巨大眼睛的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我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在一个小小的天文馆的展览室里，一群孩子排着队，吵闹着，每个人半分钟，看完了还要赶着去下一个项目。而我在里面只觉得晕晕乎乎，望远镜里的东西，一会亮，一会暗，看不真切。 下一次接触天文望远镜，估计要等到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少年宫的时候：那时的我可能已经长了不少的白头发，或者干脆掉光而没有发白的机会。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我半蹲在地上，又不好意思看个没完，只好象征性地把脸往目镜前一摆，“嗯嗯……挺好的。” 于是，完了。 等到退休之前，我都不太可能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望远镜，即使侥幸得到了，天台、假期、空气，都很成问题；而在退休之后，近视和老花，我大概是都逃不掉的，连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老家伙，颈椎腰椎都不好，弓着身子，两分钟就出一身大汗，腻腻的，仿佛吃多了猪油那样的难受。 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木星。

我曾经无意之间得到一只乌龟，下暴雨的时候，它顺着沟槽爬到我家的院子里。 背上长满了青苔，仿佛一块了无生气的石头。 听人说，乌龟多有活到几千年不死的，明朝时候有人从河里得了一只，背甲上刻着的还是两汉的年号；而在家乡若有若无的神话里，乌龟更是通灵的宝物。 商量之后，我家便一致认为，这龟少说也得有一二百年的寿命：既然得到了这样的估计，我更以之为“半神”，看它的背甲，它的四足，它偶尔摇头摆尾的样子，无一不有“北方玄武”的姿态，以至于每日三餐，有时自己还来不及吃，便先把一些小鱼小虾丢进为它专门砌成的池子里，看到它仰起头要饱餐一顿，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后来朋友到家里做客，偶然听起这乌龟的故事，就执意要看一眼：他是养龟逗鱼的老手，遇到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肯放过的。 “这……这怎么是玄武龟呢？”他的表情有些无奈，“这是近几年飘洋过海来的入侵物种，肯定是有人乱放生才跑出来的。” 听了这话，我怏怏地坐到一边，后来，给它喂食的热情就消散了。 又过了几个月，临近考试，烦躁于夜里听到它的爪子抓挠水门汀的声音，又听说这种龟不能放生，就专门给朋友打了电话问。 问来的结果也倒是简单：一点点从市场上买来的药粉，下到水里面，巴西龟就死掉了。 在那之后我时时想，这巴西龟从没有开口说话，它的背甲、四足、姿态，也并非故意长成这个样子装作玄武龟讨我的欢心，要说它曾经“欺骗”过我，实在是谈不上的。我对于它的态度的陡然转变，与其说是受了欺骗，不如说更多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愚蠢和偏见使然。 这使我倒比受了欺骗更加痛苦了。

这次我打算， 谁都不告诉。 省得大家又， 空欢喜一场。

如果你也因为种种原因在天亮前醒来，辗转反侧而无法入睡，不妨倒一杯热茶，到窗台上等一等日出。 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天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太阳从黑暗中透出一个细细的金边开始，一点一点把天穹的四野都渲染上一层鹅黄色的光芒，和残留的夜色暧昧着、拉扯着，直到它全然地露出金盘似的身躯，才带给世界真正无穷的光芒。 可真正目睹了日出，才知道这“想当然”的虚妄。 像是从炉中迸射的火焰，天亮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到那紧要关头，甚至容不得人们眨眼睛，在一呼一吸之间，红色和蓝色就交替占领了天空，尚来不及反应，一道刺目的光就穿透了整座城市，照亮了人家的门扉和窗户，倒映在每一滴露珠上，闪耀着炽热的火光，呼喊着： 光明！ 光明啊！那些独爱在阴沉的夜里呼啸、撕咬和咀嚼的虫豸们，我劝你们，要么归化，要么潜逃，须知也许下一秒就是东方日出，到那时，再不许丝毫的黑暗留存在世界上。

一次， 我曾经见过， 有一个巨大的泡泡， 她的头倚着探海石的时候， 一只手能抚着梳洗河边的杨柳枝， 太阳出来的时候，光被她分成七种颜色， 一种照到青年路的尾巴，那间小小的书店里， 一种照进艾萨克牛顿那黑漆漆的阁楼中， 一种照进街角桃酥大王的柜台上， 微风从远处吹来的时候， 她在风里飘荡， 飘啊飘， 飘过山林田野， 飘过后街小小的招牌， 飘过每一支即将启航的船头， 飘过沉睡的城市和同样沉睡的你， 最后飘进我浅浅的梦里， 我想伸手抱住她， 一着急， 啪！ 却破碎了， 她变成一洼露珠， 缓缓地流出我的眼角， 沾湿了枕头和母亲的怀抱， “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做了噩梦？” “我才不会哭呢，妈妈。” 那不是眼泪， 是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