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政治动员力就像列宁手下的征粮队：说到底是一种应对突发状况的“自愿的迫不得已”。 征粮队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而存在的，当苏俄的各方面局势好转起来，列宁就毫不留情的取消了征粮队：团结起来的工人队伍应该解放出来去进行更伟大的斗争，远的不说，白匪和干涉势力还虎视眈眈地盯着新生的苏维埃，要是征粮队里少一个队员，前线就能多一个战士：然而很不幸，苏俄的农产品供给状况已经坏到这样的地步，征粮队里少一个队员，不仅前线要饿死一个战士，连他自己去前线后也要饿死。 因此，征粮队伍在苏俄建立起来的一开始无疑是必要的，但苏维埃俄国不可能永远靠余粮征集制巩固下去：如果它巩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工农，那么至少它不应该无休止地向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农民群体借不偿还的贷，如果它巩固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工农，那么它也应该注意如何能够在社会矛盾高度激化的一个半农奴制国家里长久存在下去以保证自己的剥削地位。 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坦白来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经卷上的定义，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特殊的，苏联、南联盟、中国、古巴，甚至朝鲜、越南，都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所谓“背叛”了它——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国家没有一年不处在“危急关头”，所以我们的政治动员力就像瓦西里率领的征粮队、捷尔任斯基手下的契卡一样，一直处在一个斗志高昂情绪高涨的状态。 难道我们两个一百年走完的时候，甚至五个、十个一百年走完的时候，还要靠政治动员来克服困难吗？为什么先锋队在上海刚一打盹，就整个儿崩塌变成废墟了呢？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再有一百年，铁岭莲花乡的行政资源也不可能和现在的上海分庭抗礼，难道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铁岭还要靠“党员睡风口”来解决问题却建不起一座不漏风的战地医院吗？ 那我们的前途未免也太悲观了。 三岁的小孩子能搭起一座比自己还高的积木，然而因为没有遵循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只要手一松开，他的城堡就难免要垮塌：因此他就一只手扶着一只手招呼爸爸妈妈来拍照留念：多么温馨又多么可怕！ 他三岁的时候玩积木，五岁难道不要去上学？八岁难道不要学骑脚踏车？十五岁难道不要偷偷拉拉女孩子的手？二十五岁难道不要担起时代的重任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他能一直扶着吗？ 我们的城市就像这座积木的城堡，先锋队手一松，它应声就垮了。 自2019年12月开始，我们与新冠疫情斗争了两年多，武汉、绥芬河、香港、西安、深圳，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一切足以写成一本技术教科书了，按道...

黄巢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想谋个一官半职，（史书特别记载，黄巢考的是进士科，比明经科要高一档，这似乎能证明他对自己的信心以及政治理想），结果屡试不中，最后一次离开长安时，心如死灰地写了一首诗。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涉及生产力发展，二是不提倡生产关系变革，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又推崇阶级调和的氛围里，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结果是它必须要不断地念经，不断地强调自我安慰，希望人人都有一块道德高地可以在被淹没之前略歇歇脚，强调压制欲望，存天理而灭人欲，不能嫉妒，不能暴力，不能愤怒——至少要做到“不行于色”。 很多自小浸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长大了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青年们，往往因此纠结起来：他们到底在纠结什么？原来马克思和孔子有冲突，他不知道如何取舍，穷人们饥寒交迫里的死亡和他个人“讲文明懂礼貌”的人设放在天平两端，他不知道孰轻孰重。有什么好纠结的呢？我想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要那抽象的唯心主义，还是具体的唯物主义？是要那机械的形而上学，还是运动的辩证法？ 有的人生下来就有信托基金保证他一辈子吃喝不愁，有的人劳作一生却因为贫困找不到一块巴掌大的墓地；有的人住在汤臣一品，嫌弃送来的龙虾不新鲜，有的人躺在立交桥下，因为不是上海户口领不到米面油；有的人发视频吐槽“栓Q啦在三亚只能吃七百一人的自助餐”，有的人写日记纠结“不加蛋吃不饱加蛋太贵”。 于是便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出现：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生气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拼命念经告诉自己“生气不好”又有什么用呢？难道穷人就不生气就吃得上战斧牛排吗？难道“差距”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愤怒和嫉妒反而是不合理的？难道吃肉的人作威作福，还要吃屎的人和他一块拍手叫好吗？难道我没有仇富的权力吗？竟有这样的道理？ 回到刚才，黄巢写了一首什么诗呢？ 待到来年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你们过得太好了，我嫉妒你， 等来年回来，我要弄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