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自由派的领袖声称我们不珍惜“自由”！ 他们说这是“自由”！ 这是什么自由？是选择被这一个剥削者剥削，或者被另一个剥削者剥削的自由，是无罪却被蒙着眼的人选择使用断头台或者绞刑架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是属于死尸的自由，是选择棺材是翻盖或者滑盖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你们大可以自己消受：   劳动者将给予你们这种自由：选择吊死在这一根路灯，或者那一根路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们是不屑于争取和拥有的，我们应当，也必将拥有新的东西：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下寄生虫！

关于“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战史》引管子的说法，大意是，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因此道德高尚的人建立国家以抑制富者对穷者、智者对愚者、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可见马克思之前，“国家是社会矛盾的调和”一种观点为古今中外所共有，因此，所有的“尊王”、“崇圣”之类的论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起来。 谈及所谓“管桓死而霸业终”，又谈及继任政治家如鲍叔牙过刚、隰朋早丧，不由让人想起安德罗波夫三年不到就死在任上、契尔年科更是只做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滑稽的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契氏上台时还正好活在“坎儿"上）。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霸权的维系，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必然性，但政权或者霸权的终结，有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以至于《战史》只能归结于所谓“天意”，虽腐儒之见，但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 齐国、苏联，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领导权稳定在有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包括活得长）的政治家之间交接的问题，看今日之特朗普与拜登之表现，似乎其政治之坏更甚于以上（毕竟，连续几任最高领导不及履政就一命归天，和稳定的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差的领导，似乎还更有可原谅之处），可见这一问题实乃是古今中外诸霸权都没能给出一个堪用的答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政治生活的“the question”，目前来看，尚不能做乐观的判断： 我们所实行的制度，从目前七十余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倘依照仿古的说法，自然是“尧舜禅让于贤者”，可观察其运行的诸多隐秘处，则多见政团相互斗争、路线倾轧的迹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上，并无超脱既往之处。 也许千百年后，后人编篡今人的史书里，也不得不记下“天意”云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 既立公之子，又继公之志，宋襄公是个十足的蠢蛋，也是个真正的君子。

写道远古大洪水，绵延六十一年，致“巨大无比之灾害”，导致“长期之荒废”，各地“充满毒蛇猛兽”，落脚在该大洪水实“中原人民生存之威胁”云云。 遥想1938年蒋介石掘开花园口，不知他责成三军大学编书，可曾一观？不知他午后读来可有些羞？半夜想起可有些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