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一卷-02

关于“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战史》引管子的说法，大意是，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因此道德高尚的人建立国家以抑制富者对穷者、智者对愚者、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可见马克思之前，“国家是社会矛盾的调和”一种观点为古今中外所共有，因此，所有的“尊王”、“崇圣”之类的论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起来。

谈及所谓“管桓死而霸业终”，又谈及继任政治家如鲍叔牙过刚、隰朋早丧，不由让人想起安德罗波夫三年不到就死在任上、契尔年科更是只做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滑稽的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契氏上台时还正好活在“坎儿"上）。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霸权的维系，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必然性，但政权或者霸权的终结，有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以至于《战史》只能归结于所谓“天意”，虽腐儒之见，但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

齐国、苏联，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领导权稳定在有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包括活得长）的政治家之间交接的问题，看今日之特朗普与拜登之表现，似乎其政治之坏更甚于以上（毕竟，连续几任最高领导不及履政就一命归天，和稳定的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差的领导，似乎还更有可原谅之处），可见这一问题实乃是古今中外诸霸权都没能给出一个堪用的答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政治生活的“the question”，目前来看，尚不能做乐观的判断：

我们所实行的制度，从目前七十余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倘依照仿古的说法，自然是“尧舜禅让于贤者”，可观察其运行的诸多隐秘处，则多见政团相互斗争、路线倾轧的迹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上，并无超脱既往之处。

也许千百年后，后人编篡今人的史书里，也不得不记下“天意”云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

既立公之子，又继公之志，宋襄公是个十足的蠢蛋，也是个真正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