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细节之丰富，仅在半段之中就可见一斑： 左派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左派不一定会搞工人运动，搞工人运动的也不一定是左派，俄共（布）建立了契卡打击罢工，可作为前半句的注脚，民主党“打马恩牌”希望维护金融资本的超然地位，则是后半句的证据； 然而，只要客观上有利于斗争形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也不排斥和哪怕是“右派领袖”的黄爱等人达成某种协同，后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谈判、妥协也是如此； 共产党能够和无政府主义者谈判，并达成一个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协商这两个事实就从一个侧面证明：走到斗争一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有文件、有组织、有纪律、上下级关系，当然，也有领袖的，和现在一些只是因为不想准时参加组织活动就号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的人不同。

和珅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治天下的是帝王士大夫，至于穷鬼们是不足虑的。 由是织成一张细密的天罗地网，即所谓“统治的艺术”云云。只要能把握住这个主心骨，其他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紧要的不可能是救灾问题，也就更不可能是粮食问题，也就更更不可能是土地问题，也就更更更不可能是制度问题——上下所考虑的，不过是怎么在稀粥里掺进沙子堵住人的口，用蒙和骗做得过且过的遮掩。 然而“不幸”的是，就像凯子一样，农民也会觉醒的。 和珅是乾隆十五年生人，剧中面相已经四十出头，距离他物理上的灭亡已经时日无多，而物质上依靠番薯、精神上依靠蒙骗构建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休止符上。 一转到嘉庆，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驱赶流民涌入城镇山林，结社组织于是风行：有白莲教大起义，义军辗转川陕楚豫数省，《清史稿》称将大清的国库消耗一空，九年后，天理教徒又在河南、山东、直隶一代起义，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中；又过二十年，广西的洪秀全振臂高呼，天下响应。 而在农民起义之间间杂着的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一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剪影：洋人们进入北京近郊，当地农民为他们指出通向圆明园的步道，而在向御座杀奔而去的路上，有远远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闲汉，有提着以篮子青菜和鸡蛋希望和洋人换一个纽扣的妇道人家，北京护城河边，孩子们指给他们一条平时捉迷藏的小路，到城下，路过的行人帮忙扶着梯子让他们从容登上那条宽阔、厚实，几百年不曾陷落的城墙。 没有人还觉得大清是“我的朝廷”，也没有人觉得那些专门研究在救济粥里掺沙子的人是“我的老爷”，人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走上街头，去路边看一群暴徒打败另一群暴徒的活话剧。 大清的倒下，不如说就是被和珅掺进去的那一把沙子所冲垮的。

 纵观世界上的革命活动——或者说，干脆叫“造反”罢，极容易发现一个具有通性的事实：那些受不了压迫而起来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似乎并不把宝贵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于敌人，他们并不节制屠杀，对于自己，他们也并不恐惧死亡；得胜了，就杀个人头滚滚，打了败仗，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杀和被杀，似乎都并不是什么紧要事。 反有造反之前的教育活动，总的来说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被分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在演讲台上，在教室里，他们举起烫金封面的书籍教给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和“生命最值得珍贵”这样的好词句，而在实践的生活里，他们眼都不眨地把饥饿、寒冷和瘟疫强加给他的“学生”们。写下诗歌教会人们宝贵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定下严酷的刑罚剥夺它们。 “生命宝贵”是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教条，“生命低贱”则是他们事实上肆意屠杀的实践。 革命群众看到贵族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死掉了，一群贵妇人围在尸体旁边哭，不仅不觉得惋惜，反而会觉得诧异：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生病了又缺医少药，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么大就死掉了。 他们并非从来就不爱惜孩子，只是哭过太多次的人，眼泪也会流干的。 须知，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交替出现两种大屠杀：一种是在造反的激情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排队枪毙，法国的路易一家、俄国的沙皇一家，都因为这种屠杀掉了脑袋；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的冷漠里，出于贪婪而进行的群体绞刑，把饥饿、贫穷和侮辱的绞索套到每一个穷人的脖子上。因第一种屠杀而死的人也许成千上万，因第二种屠杀而死的人则必然不可胜数，只不过他们不姓路易，也不姓罗曼诺夫，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把他们的头像刻在金币上，他们死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们著书立传、拜祭招魂。 救助孩子，保护妇女，宽恕敌人，爱护自己，都不是最大的正义： 唯有反抗是最大的正义。

 每一个小学生应该都写过“我有一个梦想”的命题作文，而作为一个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的小孩子，我难免要去问我父亲关于“梦想是什么”、“怎么实现梦想”之类的问题。 说来说去，他只好拿自己做例子，说起自己青年时代对于“农转非”的期待以及小半生里为了拿到一个非农业户口所做的努力。 天啊！他只道是回答了他幼小的儿子一个略显超前的问题，哪里知道给我的作文留下来多么大的困惑！ 要弄清楚“中国的户籍制度发展历程”、“双轨制经济的利弊”、“农转非的方法论”这好几个的大问题，没有几个专门的博士皓首穷经在书院里好好做几篇大文章是不行的。 为了完成一篇小学作文绞尽脑汁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也终于到了疯狂地迷恋文学作品并幻想自己长大之后成为诗人、作家或者艺术家的中学时代——那时我的理想职业是去写小说，其实现在，我偶尔也写一点虚构或非虚构的片段，算是对我那段青春岁月的感怀，这也是我这个集子所能结成的缘由。 一个中学生想要成为一个文学家，他首先会关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拿了奖：那时的孩子就是这么的单纯，以为拿了奖状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现在来看，非但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恰恰相反，被人碰到天上去，可能正说明这东西糟糕透了。 于是我就发现，那些作品的基调都是相似的：来到农村的城市青年的悲惨经历和心路历程，中间再驳杂地加入些自然主义。我那时尚不知道这叫“伤痕文学”以及这种文学题材——如果它真的是文学的话——也只是“文学”这个框架下的一个小分支，只不过他们写得实在太多、太快，又常常占据各种领奖台，实在是读不胜读。 然而我对照我小学时的习作，眼前闪过我父亲说起“农转非”时的神采，又不禁惊醒过来：城市青年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和后四十年，都过着远比乡村青年富足得多的生活，仅仅是中间十年的同吃同住，就让他们哭爹喊娘了。城市青年在和父辈的纵向比较里产生了落差，因此痛苦地高声叫喊，创造出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艺分支来对一个时代做群体性的无休止的反思，甚至患上这样一种怪病：直到咽气的前一秒，喉咙里还迸发出含混的“利维坦”、“利维坦”云云的词语。可那和他同吃同住的另一个人——同样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子，也有一样的胳膊、一样的腰脚、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的一个人——终生都生活在那种值得哭爹喊娘的日子里，却没有人听过他们叫一声苦。当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的时候，人们说“这很公平”，两个人同样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