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群众为什么不珍惜生命？

 纵观世界上的革命活动——或者说，干脆叫“造反”罢，极容易发现一个具有通性的事实：那些受不了压迫而起来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似乎并不把宝贵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于敌人，他们并不节制屠杀，对于自己，他们也并不恐惧死亡；得胜了，就杀个人头滚滚，打了败仗，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杀和被杀，似乎都并不是什么紧要事。

反有造反之前的教育活动，总的来说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被分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在演讲台上，在教室里，他们举起烫金封面的书籍教给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和“生命最值得珍贵”这样的好词句，而在实践的生活里，他们眼都不眨地把饥饿、寒冷和瘟疫强加给他的“学生”们。写下诗歌教会人们宝贵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定下严酷的刑罚剥夺它们。

“生命宝贵”是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教条，“生命低贱”则是他们事实上肆意屠杀的实践。

革命群众看到贵族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死掉了，一群贵妇人围在尸体旁边哭，不仅不觉得惋惜，反而会觉得诧异：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生病了又缺医少药，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么大就死掉了。

他们并非从来就不爱惜孩子，只是哭过太多次的人，眼泪也会流干的。

须知，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交替出现两种大屠杀：一种是在造反的激情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排队枪毙，法国的路易一家、俄国的沙皇一家，都因为这种屠杀掉了脑袋；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的冷漠里，出于贪婪而进行的群体绞刑，把饥饿、贫穷和侮辱的绞索套到每一个穷人的脖子上。因第一种屠杀而死的人也许成千上万，因第二种屠杀而死的人则必然不可胜数，只不过他们不姓路易，也不姓罗曼诺夫，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把他们的头像刻在金币上，他们死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们著书立传、拜祭招魂。

救助孩子，保护妇女，宽恕敌人，爱护自己，都不是最大的正义：

唯有反抗是最大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