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群众为什么不珍惜生命?
纵观世界上的革命活动——或者说,干脆叫“造反”罢,极容易发现一个具有通性的事实:那些受不了压迫而起来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似乎并不把宝贵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于敌人,他们并不节制屠杀,对于自己,他们也并不恐惧死亡;得胜了,就杀个人头滚滚,打了败仗,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杀和被杀,似乎都并不是什么紧要事。
反有造反之前的教育活动,总的来说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被分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在演讲台上,在教室里,他们举起烫金封面的书籍教给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和“生命最值得珍贵”这样的好词句,而在实践的生活里,他们眼都不眨地把饥饿、寒冷和瘟疫强加给他的“学生”们。写下诗歌教会人们宝贵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定下严酷的刑罚剥夺它们。
“生命宝贵”是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教条,“生命低贱”则是他们事实上肆意屠杀的实践。
革命群众看到贵族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死掉了,一群贵妇人围在尸体旁边哭,不仅不觉得惋惜,反而会觉得诧异: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生病了又缺医少药,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么大就死掉了。
他们并非从来就不爱惜孩子,只是哭过太多次的人,眼泪也会流干的。
须知,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交替出现两种大屠杀:一种是在造反的激情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排队枪毙,法国的路易一家、俄国的沙皇一家,都因为这种屠杀掉了脑袋;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的冷漠里,出于贪婪而进行的群体绞刑,把饥饿、贫穷和侮辱的绞索套到每一个穷人的脖子上。因第一种屠杀而死的人也许成千上万,因第二种屠杀而死的人则必然不可胜数,只不过他们不姓路易,也不姓罗曼诺夫,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把他们的头像刻在金币上,他们死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们著书立传、拜祭招魂。
救助孩子,保护妇女,宽恕敌人,爱护自己,都不是最大的正义:
唯有反抗是最大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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