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 。[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 一代雄主想要扶立资质平平的接班人，必然要留下一件极煊赫的事给他做，留下一个极跋扈的人给他杀，有一个跌倒，才有一个吃饱，这样的事，一万年也是这样。以此观之，台湾的回归也就是可以预测的了。 [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  此人乃战国第一傲娇。 [主父]欲使子治国，身 胡 服，将士大夫西北略 胡 地。将自 云中 、 九原 南袭 咸阳 ，于是诈自为使者，入 秦 ，欲以观 秦 地形及[秦王]之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 秦 人大惊。  赵武灵王一世之雄也，然而，越是雄略，越是自傲，一国之尊自为侦察兵，其自矜而不信下竟至于此，其后之身死沙丘而数子相攻，非是偶然。 [邹衍]过 赵 ，[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纫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诎。 通过玩弄概念进行学术辩论，既没有任何的建设性，也没有辩手们所认为应有的批判性，乃是一种最无聊的修辞游戏。 

秦 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 秦国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秦 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常人喜是厌非，是贪名也，商鞅是非两厌，是行事也。  [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仲]、[公叔]为政，问于[缪留] 。对曰：“不可。 晋 用六卿而国分；[齐简公]用[陈成子]及[阚止]而见杀； 魏 用[犀首] 、[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君两用之，其多力者内树党，其寡力者藉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君之国危矣。” 二元至尊维持平衡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二元帝国维持稳定也是相当困难的。

 至于[季氏]之于 鲁 ，[田常]之于 齐 ，[白公]之于 楚 ，[智伯]之于 晋 ，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 、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  所谓天下共识，并不在于是否符合某种抽象道德，而在于能否提供一种具体利益。天下共诛之？孰诛之？桓也，文也，旧诸侯也。奉礼义而征之？何礼义？君也，臣也，旧道德也。如拿破仑革命，法国砍了一个国王的头，全欧洲就团结起来要绞杀拿破仑，无非是也怕砍头罢了，不知桓文亦有头乎？ 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帝国的崩塌过程中，第一个背叛帝国的，往往是皇帝陛下他本人。  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  五贤不仁，与战国策“南辕北辙”、毛泽东“知识路线论”实际是同根同源，然而二千年来，南辕北辙、五贤不仁云云从未引发过口水，只有知识路线论一出，就如苍蝇般飞来一群文人写什么确乎否乎的文字，前不敢发一言，后却能论短长，厚古薄今如此。 [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  好一个“难将由我”！ 帝国主义的骄傲病，往往分不清大棒和胡萝卜，不晓得什么时候该给大棒，什么时候该给胡萝卜，或者如智伯之徒，把不给大棒当作胡萝卜，此败亡之源也。 [絺疵]谓[智伯]曰：“韩 、魏 必反矣。”……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  见曹无伤之死，絺疵之奔，知智伯、项羽之低幼至于此。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  如特朗普般的人物，即使如民主党再不喜欢他，也承认他的行动力和破坏力是很强的。一个政治团体如果害怕这样人物的出现，自甘以庸夫为首，其败亡无日。 [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  妻既不识，而友识之。所谓夫妻一体云云，本应同进退，共甘苦，而古今中外，同床异梦之事多也。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丞相不当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如葛公事必躬亲，唯独不善人事问题，非长久...

细节之丰富，仅在半段之中就可见一斑： 左派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左派不一定会搞工人运动，搞工人运动的也不一定是左派，俄共（布）建立了契卡打击罢工，可作为前半句的注脚，民主党“打马恩牌”希望维护金融资本的超然地位，则是后半句的证据； 然而，只要客观上有利于斗争形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也不排斥和哪怕是“右派领袖”的黄爱等人达成某种协同，后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谈判、妥协也是如此； 共产党能够和无政府主义者谈判，并达成一个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协商这两个事实就从一个侧面证明：走到斗争一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有文件、有组织、有纪律、上下级关系，当然，也有领袖的，和现在一些只是因为不想准时参加组织活动就号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的人不同。

关于秦晋背盟一事的评判，与孙权突袭荆州，新中国与苏联交恶等等，出自一系。 后人纵论天下，总以为此种摇摆是非必要的、恶劣的，甚至倒退的，殊不知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一个社会组织，推而广之，任何人所组成的团体，其最终目的，第一则是要生存，以求得长久稳定的存在，第二则是求发展，以保证在一个较长时期不至于走向萎缩，第三才是求胜利，希望在战斗中压倒敌人。而这三个目标中，生存和发展乃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战争史》本身站着夏本位的立场，夷次之，黎又次之，于是，秦之联楚叛晋，便是“短视的”，“不可取的”，甚至于“卑劣的”了；《三国演义》本身站着蜀汉本位的立场，吴次之，魏又次之，于是，孙权的攻击荆州，也是“短视的”，“不可取的”，甚至于“卑劣的”了。 近来有人做这样的批评，于是，新中国当初与苏交恶而倒向美国的策略是否正确，遂成为可疑的了，又有人拿出主席的预言，如果中苏联手世界革命，最后结果是“社会主义集团胜利”来做自己的注脚。 批评家们丝毫没有想到，无论是秦还是吴，他们本身并不被绑在“某某的盟友”这一神圣高尚的祭坛上，正如新中国不是一个为了抽象的意识形态丧失自己成全对方的政权，而是一个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无论是生存、发展还是胜利，其主语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盟友”，如果盟友的生存、发展和胜利成了某种反作用力，那也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此时的“盟友”就不再是“盟友”了。如果“社会主义集团的胜利”反而使得中国不能发展，甚至不复有独立的存在，那我们甘心失败而先求生存与发展。 地球上没有谁天生就是主角，也没有谁天生就在演职员表上排第二位。

关于“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战史》引管子的说法，大意是，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因此道德高尚的人建立国家以抑制富者对穷者、智者对愚者、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可见马克思之前，“国家是社会矛盾的调和”一种观点为古今中外所共有，因此，所有的“尊王”、“崇圣”之类的论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起来。 谈及所谓“管桓死而霸业终”，又谈及继任政治家如鲍叔牙过刚、隰朋早丧，不由让人想起安德罗波夫三年不到就死在任上、契尔年科更是只做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滑稽的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契氏上台时还正好活在“坎儿"上）。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霸权的维系，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必然性，但政权或者霸权的终结，有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以至于《战史》只能归结于所谓“天意”，虽腐儒之见，但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 齐国、苏联，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领导权稳定在有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包括活得长）的政治家之间交接的问题，看今日之特朗普与拜登之表现，似乎其政治之坏更甚于以上（毕竟，连续几任最高领导不及履政就一命归天，和稳定的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差的领导，似乎还更有可原谅之处），可见这一问题实乃是古今中外诸霸权都没能给出一个堪用的答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政治生活的“the question”，目前来看，尚不能做乐观的判断： 我们所实行的制度，从目前七十余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倘依照仿古的说法，自然是“尧舜禅让于贤者”，可观察其运行的诸多隐秘处，则多见政团相互斗争、路线倾轧的迹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上，并无超脱既往之处。 也许千百年后，后人编篡今人的史书里，也不得不记下“天意”云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 既立公之子，又继公之志，宋襄公是个十足的蠢蛋，也是个真正的君子。

写道远古大洪水，绵延六十一年，致“巨大无比之灾害”，导致“长期之荒废”，各地“充满毒蛇猛兽”，落脚在该大洪水实“中原人民生存之威胁”云云。 遥想1938年蒋介石掘开花园口，不知他责成三军大学编书，可曾一观？不知他午后读来可有些羞？半夜想起可有些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