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蓟都古城。 街上一个人在狂奔。 他满头大汗，一只手拿着木匣。 天空中，有一只秃鹰。 鹰在盘旋，盘旋在艳蓝色的天空下，在等待着他的死尸。 秃鹰喜欢吃死尸。 他还没有死，所以他不是死尸。 他已经快死了，要么现在，要么嬴政来之后。 他是太子燕丹，江湖人称：要命的燕丹。 有时候燕丹自己都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很要命的人。

 吠陀奥义书载，古印度人不习丧葬，但有人死，便以裹尸布草草包缠裹覆，弃于道旁，但伺日久，便成所谓“弃尸场”，其中断骨林立，残肢四布，一派凶恶景象。 而这弃尸场距离市镇不远，一到夜晚，流浪汉、乞丐、疯癫之人便委身其中，自称“圣贤”，与“天女”饮酒作乐，号称无上修行法门，无非是奸污尸身，以为淫乐，啖人残体，以为血食。 没想到年深日久，这疯癫之人竟创出一宗性力教派，提倡邪淫，更兼以创自尸林，便有一套崇拜尸身、尊奉骨殖之说辞。 其实古印度佛教陷于空有之争，其势既衰，便引性力派称为“密宗”，密宗北传至番藏，称为“密藏”，其教义一味杀生害命。但到祭祀之日，便捉穷苦人家百姓来，将男子折臂断股，以为人牲，剖杀老者，取湿肠献祭，女子之中，样貌平常的，剥取人皮，蒙作鼓面，面容俏丽的，纳为姬妾，以偿肉欲，将好好一个藏地，折腾得宛如尸山血海。 种种骇人之举，皆因古印度尸林之中淫乐为始。 与尸山边起舞，于血海畔狂欢。 外道邪魔，从来如此。

 最近偶然和老人聊起年轻人就业的问题，说起“包分配”这个事儿，一个石油行业的老同志，一只手端着茶杯，一只手举在半空： “那时候只要石油大学毕业的，九成九都分配到石油行业工作了！” 说完，那只高举的手“咵”地落下，像是斩断了什么东西。 平心而论，我当时是有些不屑的：石油大学啊石油大学，你的专业难道都和石油有关？那些学历史的，学数学的，学新闻的，学医的学法的（如果真的开了这些专业的话），也要往石油行业里塞？那不乱了套了？ 突然又想到：当初流行的是“企业办社会”，和现在不能比啊。 某某厂，配套的有厂办中学、子弟小学、职工夜校、托儿所、养老院、内部报纸、医院、图书馆、经常的出差目的地有招待所、为了满足员工福利，有自建的食品厂、啤酒厂、厂区之间有员工班车，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有自己的施工队、物业公司，厂区偏僻的，有专门的供电局、供水局，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关于“企业办社会”，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都有自己的论述，关于效率和公平的争论，我想是一个永远都没法真正解决的问题，在此也就不再赘述。 然而，这种做法的一个毫无疑问的副产品，是建立了一支平均水平极高的文化从业者队伍。 他们中的每一个，既是半个记者，又是半个工人，其文字水平足可以担任粗制新闻的采访、撰写工作，其专业水平又能保证新闻材料不出现令人捧腹的低级错误。 我们可以想见：以这位老同志所在的石油行业为例，某人在高等教育阶段，同时接受了完整的石油业务专门教育和新闻学培训，在某石油炼化企业长期担任内部通讯社的通讯员，对石油开采、存储、蒸馏、运输、使用都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定期撰写行业内部新闻，接受厂内读者的反馈，经常向专业的报社和通讯社提供稿件，最终某篇出色报道被某大记者发现，经过适当的删改润色后刊发全国，引起热烈讨论。 以上，是一件非常清晰、可行性极高，并且事实上确实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 “企业办社会”崩溃之后，这种土壤被彻底摧毁了，新闻从业者的培养开始转而追求“泛用性”，新闻专业的专业课程，所有与具体行业相关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只剩下一些大而无当的所谓“社会学”云云的课程，你已经不再可能在任何一个大学的新闻学院找到任何一个学生，同时学习“如何分离轻质燃油”和“如何完成新闻采编”，原因很简单：既然没有人能够对他毕业之后前往石油行业工作做出保证，就没有人有资格要求他接受这样古怪的培养方案，结果也很明显：你不太可能找到任...

王沪宁上世界末访美半年，写出了一本小册子。 当时正是美国的golden age，苏东集团垮台，外部矛盾一下子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吃了这么大的红利，隐含的内部矛盾一时间也可以从长计议。于是不少政治学者开始宣传“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命题的终极答案：“政治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后辈学者只需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 除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外，这种论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依据。 王在描写美国风行的信用卡时，不得不荡开一笔，先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这种“塑料制成，有磁条，可以存储信息的卡片”，原因无他，在刚刚丢掉了粮票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信用卡近乎于外星科技，不对它的外观和内涵做一点细致的描绘，是没法顺着笔者的意思继续读下去的。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写日本君主的宫殿，“其顶皆用精金为之，房屋地铺金砖”，接着吐槽热南亚的乡巴佬没见过世面，所以“言之无人能信”。当然，日本皇宫的金顶金砖现在来看多半是一种类似琉璃的玻璃瓦，但两处描写的笔意之相似，让人感慨：东方和西方仿佛并不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谓美利坚是天上人作。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天上人居住的大厦周围的天空上，王沪宁发现了几朵乌云，其中一朵被如此描述： 文化相对主义暗含的逻辑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德行。 教师在课堂上不敢教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着这种对“多样性”的追去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下，天使打败了魔鬼是一种非正义，因为魔鬼的消失无疑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的缺失”。既然“打败”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错误，那么纠结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也就没多大意义，“是”和“非”的界线变得模糊，它们本身也无足轻重了。 然而，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浪潮里，一小部分美国人还是在拼命挣扎： 布鲁姆认为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有一个道德目标，教育系统力图达到这个目标，并在课程中体现这个目标。 一言以蔽之，教育来自于对人的期待，而与之配套的一切——教师、学校、课程——都不过是完成这种期待的工具。马丁路德给普鲁士各镇议员写信，希望由市政厅出面把所有人都送到教会学校“以使每一个信徒都能独自读写圣经”，这也成为了后世所谓义务教育的滥觞；二百年后这种国民教育真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腓特烈的目的也不过是多培养一点合格的炮兵，以便能把法国人的脑袋轰开瓢，而他建立起来的这种纲领也成为所有想要求得生存和...

细节之丰富，仅在半段之中就可见一斑： 左派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左派不一定会搞工人运动，搞工人运动的也不一定是左派，俄共（布）建立了契卡打击罢工，可作为前半句的注脚，民主党“打马恩牌”希望维护金融资本的超然地位，则是后半句的证据； 然而，只要客观上有利于斗争形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也不排斥和哪怕是“右派领袖”的黄爱等人达成某种协同，后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谈判、妥协也是如此； 共产党能够和无政府主义者谈判，并达成一个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协商这两个事实就从一个侧面证明：走到斗争一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有文件、有组织、有纪律、上下级关系，当然，也有领袖的，和现在一些只是因为不想准时参加组织活动就号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的人不同。

和珅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治天下的是帝王士大夫，至于穷鬼们是不足虑的。 由是织成一张细密的天罗地网，即所谓“统治的艺术”云云。只要能把握住这个主心骨，其他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紧要的不可能是救灾问题，也就更不可能是粮食问题，也就更更不可能是土地问题，也就更更更不可能是制度问题——上下所考虑的，不过是怎么在稀粥里掺进沙子堵住人的口，用蒙和骗做得过且过的遮掩。 然而“不幸”的是，就像凯子一样，农民也会觉醒的。 和珅是乾隆十五年生人，剧中面相已经四十出头，距离他物理上的灭亡已经时日无多，而物质上依靠番薯、精神上依靠蒙骗构建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休止符上。 一转到嘉庆，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驱赶流民涌入城镇山林，结社组织于是风行：有白莲教大起义，义军辗转川陕楚豫数省，《清史稿》称将大清的国库消耗一空，九年后，天理教徒又在河南、山东、直隶一代起义，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中；又过二十年，广西的洪秀全振臂高呼，天下响应。 而在农民起义之间间杂着的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一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剪影：洋人们进入北京近郊，当地农民为他们指出通向圆明园的步道，而在向御座杀奔而去的路上，有远远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闲汉，有提着以篮子青菜和鸡蛋希望和洋人换一个纽扣的妇道人家，北京护城河边，孩子们指给他们一条平时捉迷藏的小路，到城下，路过的行人帮忙扶着梯子让他们从容登上那条宽阔、厚实，几百年不曾陷落的城墙。 没有人还觉得大清是“我的朝廷”，也没有人觉得那些专门研究在救济粥里掺沙子的人是“我的老爷”，人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走上街头，去路边看一群暴徒打败另一群暴徒的活话剧。 大清的倒下，不如说就是被和珅掺进去的那一把沙子所冲垮的。

 纵观世界上的革命活动——或者说，干脆叫“造反”罢，极容易发现一个具有通性的事实：那些受不了压迫而起来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似乎并不把宝贵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于敌人，他们并不节制屠杀，对于自己，他们也并不恐惧死亡；得胜了，就杀个人头滚滚，打了败仗，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杀和被杀，似乎都并不是什么紧要事。 反有造反之前的教育活动，总的来说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被分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在演讲台上，在教室里，他们举起烫金封面的书籍教给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和“生命最值得珍贵”这样的好词句，而在实践的生活里，他们眼都不眨地把饥饿、寒冷和瘟疫强加给他的“学生”们。写下诗歌教会人们宝贵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定下严酷的刑罚剥夺它们。 “生命宝贵”是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教条，“生命低贱”则是他们事实上肆意屠杀的实践。 革命群众看到贵族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死掉了，一群贵妇人围在尸体旁边哭，不仅不觉得惋惜，反而会觉得诧异：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生病了又缺医少药，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么大就死掉了。 他们并非从来就不爱惜孩子，只是哭过太多次的人，眼泪也会流干的。 须知，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交替出现两种大屠杀：一种是在造反的激情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排队枪毙，法国的路易一家、俄国的沙皇一家，都因为这种屠杀掉了脑袋；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的冷漠里，出于贪婪而进行的群体绞刑，把饥饿、贫穷和侮辱的绞索套到每一个穷人的脖子上。因第一种屠杀而死的人也许成千上万，因第二种屠杀而死的人则必然不可胜数，只不过他们不姓路易，也不姓罗曼诺夫，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把他们的头像刻在金币上，他们死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们著书立传、拜祭招魂。 救助孩子，保护妇女，宽恕敌人，爱护自己，都不是最大的正义： 唯有反抗是最大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