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如果说2020年里现实的发展还没有暴露出全部的真实而使大多数人所知道，那么2021年里它所发展的结果，已经足以使得哪怕最悲观的社会评论家们修正自己的理论：美国，以及以这个国家为象征的过去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的顿挫、衰陵和不可维持，以往哪怕是它的对手也不敢做这种大胆的设想，而现在，业已成为其追随者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 资本主义并不甘于自己的毁灭，这是显然的。带着箭的老虎，往往比平日里更显得威风，那是因为倘若他不张牙舞爪，就必然走向死灭——虽然即使露出尖利的牙齿和爪子，它的死灭也是早晚要到来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庞大但是薄弱的环节，是否会因为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而走向隐秘甚至公开的撕裂，甚至发动垂死挣扎的战争？我想这是可以预见的。 就在欢度元旦的正当时，东欧、近东、拉美的矛盾正在日益走向不可调和，西哲有一个设想，宣称只要天下的母亲在一起开一个大会，就会消灭人类的一切战争，目前来看这是人类关于未来的设想里最愚蠢和最想当然的一个：以发生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尖锐矛盾举例，冲突开始于2021年吗？有一些人这么觉得，他们看到军列，闻到硝烟的味道，于是高呼道：“战争要开始了！”；冲突开始于2011年吗？有一些人这么觉得，他们看到日益枯萎的城市和乡村，于是高呼道：“战争要开始了！”；然而，冲突实际开始于1991年甚至更早：当一群人肆意地剥夺和鞭挞另一群人的时候，战争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说，当一群人开始居于人类之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异化的寄生虫，战争就已经开始了，人类争取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伟大战争，甚至和“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一样长——这样的战争是日益拓宽的资产阶级和穷苦大众之间的裂痕的产物，这种足以埋葬整个喜马拉雅山的裂痕，又怎么能是所谓的“博爱”和“宽恕 ”能够弥合得了的呢？ 2021年足可以做一个路标，在这以前，我们还有着“乞活”的梦，无论是拿起武器的，或是没有武器的，做的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反抗——这种反抗既是阶级性的，又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性的，在这样的境地里尚做着反抗，足以证明无产阶级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我们是不甘于做牛马而努力做人的大写的人。而2022年，我想一个必要的转变，就是从“意识”转到“行动”上来，面对敌人的挣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手段？敌人要死灭，我们又是否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目前来看，尚是欠缺的，甚至面对敌人的一些并不能挽回局面的“反攻”，我们也没有足...

关于秦晋背盟一事的评判，与孙权突袭荆州，新中国与苏联交恶等等，出自一系。 后人纵论天下，总以为此种摇摆是非必要的、恶劣的，甚至倒退的，殊不知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一个社会组织，推而广之，任何人所组成的团体，其最终目的，第一则是要生存，以求得长久稳定的存在，第二则是求发展，以保证在一个较长时期不至于走向萎缩，第三才是求胜利，希望在战斗中压倒敌人。而这三个目标中，生存和发展乃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战争史》本身站着夏本位的立场，夷次之，黎又次之，于是，秦之联楚叛晋，便是“短视的”，“不可取的”，甚至于“卑劣的”了；《三国演义》本身站着蜀汉本位的立场，吴次之，魏又次之，于是，孙权的攻击荆州，也是“短视的”，“不可取的”，甚至于“卑劣的”了。 近来有人做这样的批评，于是，新中国当初与苏交恶而倒向美国的策略是否正确，遂成为可疑的了，又有人拿出主席的预言，如果中苏联手世界革命，最后结果是“社会主义集团胜利”来做自己的注脚。 批评家们丝毫没有想到，无论是秦还是吴，他们本身并不被绑在“某某的盟友”这一神圣高尚的祭坛上，正如新中国不是一个为了抽象的意识形态丧失自己成全对方的政权，而是一个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无论是生存、发展还是胜利，其主语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盟友”，如果盟友的生存、发展和胜利成了某种反作用力，那也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此时的“盟友”就不再是“盟友”了。如果“社会主义集团的胜利”反而使得中国不能发展，甚至不复有独立的存在，那我们甘心失败而先求生存与发展。 地球上没有谁天生就是主角，也没有谁天生就在演职员表上排第二位。

自由派的领袖声称我们不珍惜“自由”！ 他们说这是“自由”！ 这是什么自由？是选择被这一个剥削者剥削，或者被另一个剥削者剥削的自由，是无罪却被蒙着眼的人选择使用断头台或者绞刑架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是属于死尸的自由，是选择棺材是翻盖或者滑盖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你们大可以自己消受：   劳动者将给予你们这种自由：选择吊死在这一根路灯，或者那一根路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们是不屑于争取和拥有的，我们应当，也必将拥有新的东西：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下寄生虫！

关于“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战史》引管子的说法，大意是，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因此道德高尚的人建立国家以抑制富者对穷者、智者对愚者、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可见马克思之前，“国家是社会矛盾的调和”一种观点为古今中外所共有，因此，所有的“尊王”、“崇圣”之类的论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起来。 谈及所谓“管桓死而霸业终”，又谈及继任政治家如鲍叔牙过刚、隰朋早丧，不由让人想起安德罗波夫三年不到就死在任上、契尔年科更是只做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滑稽的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契氏上台时还正好活在“坎儿"上）。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霸权的维系，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必然性，但政权或者霸权的终结，有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以至于《战史》只能归结于所谓“天意”，虽腐儒之见，但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 齐国、苏联，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领导权稳定在有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包括活得长）的政治家之间交接的问题，看今日之特朗普与拜登之表现，似乎其政治之坏更甚于以上（毕竟，连续几任最高领导不及履政就一命归天，和稳定的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差的领导，似乎还更有可原谅之处），可见这一问题实乃是古今中外诸霸权都没能给出一个堪用的答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政治生活的“the question”，目前来看，尚不能做乐观的判断： 我们所实行的制度，从目前七十余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倘依照仿古的说法，自然是“尧舜禅让于贤者”，可观察其运行的诸多隐秘处，则多见政团相互斗争、路线倾轧的迹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上，并无超脱既往之处。 也许千百年后，后人编篡今人的史书里，也不得不记下“天意”云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 既立公之子，又继公之志，宋襄公是个十足的蠢蛋，也是个真正的君子。

写道远古大洪水，绵延六十一年，致“巨大无比之灾害”，导致“长期之荒废”，各地“充满毒蛇猛兽”，落脚在该大洪水实“中原人民生存之威胁”云云。 遥想1938年蒋介石掘开花园口，不知他责成三军大学编书，可曾一观？不知他午后读来可有些羞？半夜想起可有些悔么？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思维游戏： 一枚硬币，连续掷了99次都是正面，问第100次是正面还是反面？ 研究传统概型的数学家告诉你，无论连续掷了几千几万次都是正面，最后一次仍是五五开。 贝叶斯学派的数学家则告诉你： 如果你眼看他连掷了99次都是正面却没怀疑他出老千，你就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

这是一种常见的批评：  资产阶级毕竟还创造了一种运行着的——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都运行得很好的系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至少还有着一套完备的——而且在相当多方面都解释得通的逻辑，你们无产阶级的系统和逻辑又在哪呢？  这是纯粹的疯话。 难道你们坐上“王位”的第一天，世界上就有债券、期货、有限责任制和现代公司法吗？难道你们自由派的领袖都像是回教徒一样，所写的每一条“箴言”都符合古兰经吗？  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对于私有财产的拥有使资产阶级参与社会治理时充满动力”而无产阶级、公有制没有这样的动力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我拥有所以我尽心竭力”，那么，当初为什么要费劲推翻封建皇帝呢？将整个国家视作个人的私产，难道不更加激发查理、路易们恪尽职守地保护“他的”国家和资产吗？  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在于，当作为一个阶级失去存在性的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坦然的面对自己的消亡，而资产阶级带上王冠之后，就开始主张另一种的“君权神授”，幻想另一种“长生不老”了。  那么，无产阶级什么时候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呢？  答曰：消灭一切现有的剥削者，不仅消灭他们的存在，还要消灭他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到那时，人人都享有真的自由——在此之前，死亡绝不属于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