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王沪宁上世界末访美半年，写出了一本小册子。 当时正是美国的golden age，苏东集团垮台，外部矛盾一下子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吃了这么大的红利，隐含的内部矛盾一时间也可以从长计议。于是不少政治学者开始宣传“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命题的终极答案：“政治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后辈学者只需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 除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外，这种论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依据。 王在描写美国风行的信用卡时，不得不荡开一笔，先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这种“塑料制成，有磁条，可以存储信息的卡片”，原因无他，在刚刚丢掉了粮票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信用卡近乎于外星科技，不对它的外观和内涵做一点细致的描绘，是没法顺着笔者的意思继续读下去的。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写日本君主的宫殿，“其顶皆用精金为之，房屋地铺金砖”，接着吐槽热南亚的乡巴佬没见过世面，所以“言之无人能信”。当然，日本皇宫的金顶金砖现在来看多半是一种类似琉璃的玻璃瓦，但两处描写的笔意之相似，让人感慨：东方和西方仿佛并不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谓美利坚是天上人作。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天上人居住的大厦周围的天空上，王沪宁发现了几朵乌云，其中一朵被如此描述： 文化相对主义暗含的逻辑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德行。 教师在课堂上不敢教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着这种对“多样性”的追去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下，天使打败了魔鬼是一种非正义，因为魔鬼的消失无疑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的缺失”。既然“打败”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错误，那么纠结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也就没多大意义，“是”和“非”的界线变得模糊，它们本身也无足轻重了。 然而，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浪潮里，一小部分美国人还是在拼命挣扎： 布鲁姆认为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有一个道德目标，教育系统力图达到这个目标，并在课程中体现这个目标。 一言以蔽之，教育来自于对人的期待，而与之配套的一切——教师、学校、课程——都不过是完成这种期待的工具。马丁路德给普鲁士各镇议员写信，希望由市政厅出面把所有人都送到教会学校“以使每一个信徒都能独自读写圣经”，这也成为了后世所谓义务教育的滥觞；二百年后这种国民教育真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腓特烈的目的也不过是多培养一点合格的炮兵，以便能把法国人的脑袋轰开瓢，而他建立起来的这种纲领也成为所有想要求得生存和...

细节之丰富，仅在半段之中就可见一斑： 左派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左派不一定会搞工人运动，搞工人运动的也不一定是左派，俄共（布）建立了契卡打击罢工，可作为前半句的注脚，民主党“打马恩牌”希望维护金融资本的超然地位，则是后半句的证据； 然而，只要客观上有利于斗争形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也不排斥和哪怕是“右派领袖”的黄爱等人达成某种协同，后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谈判、妥协也是如此； 共产党能够和无政府主义者谈判，并达成一个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协商这两个事实就从一个侧面证明：走到斗争一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有文件、有组织、有纪律、上下级关系，当然，也有领袖的，和现在一些只是因为不想准时参加组织活动就号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的人不同。

和珅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治天下的是帝王士大夫，至于穷鬼们是不足虑的。 由是织成一张细密的天罗地网，即所谓“统治的艺术”云云。只要能把握住这个主心骨，其他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紧要的不可能是救灾问题，也就更不可能是粮食问题，也就更更不可能是土地问题，也就更更更不可能是制度问题——上下所考虑的，不过是怎么在稀粥里掺进沙子堵住人的口，用蒙和骗做得过且过的遮掩。 然而“不幸”的是，就像凯子一样，农民也会觉醒的。 和珅是乾隆十五年生人，剧中面相已经四十出头，距离他物理上的灭亡已经时日无多，而物质上依靠番薯、精神上依靠蒙骗构建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休止符上。 一转到嘉庆，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驱赶流民涌入城镇山林，结社组织于是风行：有白莲教大起义，义军辗转川陕楚豫数省，《清史稿》称将大清的国库消耗一空，九年后，天理教徒又在河南、山东、直隶一代起义，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中；又过二十年，广西的洪秀全振臂高呼，天下响应。 而在农民起义之间间杂着的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一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剪影：洋人们进入北京近郊，当地农民为他们指出通向圆明园的步道，而在向御座杀奔而去的路上，有远远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闲汉，有提着以篮子青菜和鸡蛋希望和洋人换一个纽扣的妇道人家，北京护城河边，孩子们指给他们一条平时捉迷藏的小路，到城下，路过的行人帮忙扶着梯子让他们从容登上那条宽阔、厚实，几百年不曾陷落的城墙。 没有人还觉得大清是“我的朝廷”，也没有人觉得那些专门研究在救济粥里掺沙子的人是“我的老爷”，人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走上街头，去路边看一群暴徒打败另一群暴徒的活话剧。 大清的倒下，不如说就是被和珅掺进去的那一把沙子所冲垮的。

 纵观世界上的革命活动——或者说，干脆叫“造反”罢，极容易发现一个具有通性的事实：那些受不了压迫而起来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似乎并不把宝贵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于敌人，他们并不节制屠杀，对于自己，他们也并不恐惧死亡；得胜了，就杀个人头滚滚，打了败仗，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杀和被杀，似乎都并不是什么紧要事。 反有造反之前的教育活动，总的来说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被分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在演讲台上，在教室里，他们举起烫金封面的书籍教给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和“生命最值得珍贵”这样的好词句，而在实践的生活里，他们眼都不眨地把饥饿、寒冷和瘟疫强加给他的“学生”们。写下诗歌教会人们宝贵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定下严酷的刑罚剥夺它们。 “生命宝贵”是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教条，“生命低贱”则是他们事实上肆意屠杀的实践。 革命群众看到贵族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死掉了，一群贵妇人围在尸体旁边哭，不仅不觉得惋惜，反而会觉得诧异：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生病了又缺医少药，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么大就死掉了。 他们并非从来就不爱惜孩子，只是哭过太多次的人，眼泪也会流干的。 须知，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交替出现两种大屠杀：一种是在造反的激情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排队枪毙，法国的路易一家、俄国的沙皇一家，都因为这种屠杀掉了脑袋；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的冷漠里，出于贪婪而进行的群体绞刑，把饥饿、贫穷和侮辱的绞索套到每一个穷人的脖子上。因第一种屠杀而死的人也许成千上万，因第二种屠杀而死的人则必然不可胜数，只不过他们不姓路易，也不姓罗曼诺夫，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把他们的头像刻在金币上，他们死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们著书立传、拜祭招魂。 救助孩子，保护妇女，宽恕敌人，爱护自己，都不是最大的正义： 唯有反抗是最大的正义。

 每一个小学生应该都写过“我有一个梦想”的命题作文，而作为一个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的小孩子，我难免要去问我父亲关于“梦想是什么”、“怎么实现梦想”之类的问题。 说来说去，他只好拿自己做例子，说起自己青年时代对于“农转非”的期待以及小半生里为了拿到一个非农业户口所做的努力。 天啊！他只道是回答了他幼小的儿子一个略显超前的问题，哪里知道给我的作文留下来多么大的困惑！ 要弄清楚“中国的户籍制度发展历程”、“双轨制经济的利弊”、“农转非的方法论”这好几个的大问题，没有几个专门的博士皓首穷经在书院里好好做几篇大文章是不行的。 为了完成一篇小学作文绞尽脑汁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也终于到了疯狂地迷恋文学作品并幻想自己长大之后成为诗人、作家或者艺术家的中学时代——那时我的理想职业是去写小说，其实现在，我偶尔也写一点虚构或非虚构的片段，算是对我那段青春岁月的感怀，这也是我这个集子所能结成的缘由。 一个中学生想要成为一个文学家，他首先会关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拿了奖：那时的孩子就是这么的单纯，以为拿了奖状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现在来看，非但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恰恰相反，被人碰到天上去，可能正说明这东西糟糕透了。 于是我就发现，那些作品的基调都是相似的：来到农村的城市青年的悲惨经历和心路历程，中间再驳杂地加入些自然主义。我那时尚不知道这叫“伤痕文学”以及这种文学题材——如果它真的是文学的话——也只是“文学”这个框架下的一个小分支，只不过他们写得实在太多、太快，又常常占据各种领奖台，实在是读不胜读。 然而我对照我小学时的习作，眼前闪过我父亲说起“农转非”时的神采，又不禁惊醒过来：城市青年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和后四十年，都过着远比乡村青年富足得多的生活，仅仅是中间十年的同吃同住，就让他们哭爹喊娘了。城市青年在和父辈的纵向比较里产生了落差，因此痛苦地高声叫喊，创造出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艺分支来对一个时代做群体性的无休止的反思，甚至患上这样一种怪病：直到咽气的前一秒，喉咙里还迸发出含混的“利维坦”、“利维坦”云云的词语。可那和他同吃同住的另一个人——同样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子，也有一样的胳膊、一样的腰脚、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的一个人——终生都生活在那种值得哭爹喊娘的日子里，却没有人听过他们叫一声苦。当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的时候，人们说“这很公平”，两个...

近日我见不少了不少“假如是我”式的影评，其套路也都相似：假如我是编剧/导演/制片，我就拍ABCD，但是他没拍ABC，却把精力放在EF上…… 换言之，不是对于作品本身的观赏和评价，而一跃至于检查“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并为这种苛刻检查下出现的不一样而大发莫名其妙的脾气。 能跳出这种霸道窠臼的，才算写点合格的东西。

下午写东西写得胸闷，就顺着路边的荫凉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班车始发点，这里最近几天都有送站的班车，许是时间还不到，几个拉着行李的学生和司机在外面坐着闲聊天。 远处有拍照片的，拍什么照片呢？答曰，毕业照。其实科学院的学生只在这个地方呆第一年，离毕业还远着，然而倒也不耽误大家欢欢喜喜地拍“毕业照”。 有个动物所的学生，假期结束就要到昆明的研究所去，跟同伴们聊起毕业之后，要去哪呢？也许武汉，也许重庆，也许就留在昆明——“我面试的时候去过一趟，挺喜欢那里的天气”，他如是说。 司机也说了一会话，谈起他年轻时的故事，讲着讲着动了情，说他当初因为受不了家里催他结婚，一气之下跑到怀柔旁边一个林场躲清静，兜兜转转最后转到科学院的司机班来了。 因为偶然路过昆明觉得“天气好”就要留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因为嫌弃父母催婚就从市里跑到乡下来，不说他们，我之所以到北京，说到底不也是因为面试的时候讲了几句俏皮话，在快活的空气里一激动就做出保证了吗？甚至我们的组织取名字，也不过是翻开字典随便选的两个好字眼儿，就这么赫赫地挂了若干年。 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进入我的脑海：原来我们都极容易在极重要的关口上，因为极细微的干扰做出极草率的决定。 其实，长大了去哪里读书？毕业了去哪里工作？工作要留在哪个城市？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这本来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然而越是重要，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往往越是不加考虑信口胡诌。 然而大家说起自己的以前和以后，都是兴致高昂，已经白了鬓角的司机大概心中有些怀念，青年学生们是来不及惆怅的，他们觉得自己就像巴颜喀拉山上融化的雪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崇山峻岭、峡谷隧道也能穿过去，最后还要一点一点长成滚滚黄河的。 我们都还年轻，觉得无论要做什么，时间都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