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沁之的通信·二十六日去信

二次大战以前最期待欧洲打成一团的，就是德国的工人组织：战争，特别是对待一个羸弱红色政权的“必胜的战争”，其磅礴的力量几乎能够立刻带给产业工人以收入的大幅提升。 

 约翰们有牛排豪斯一美元炸鸡，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反抗老板，而要多亏了本国的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持之以恒的残酷的剧烈的剥削，因此他们对于“国际革命”的态度，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广大的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受着的，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家的直接剥削，一方面又是发达国家资本家的系统性剥削，事实上还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可能是无意识的间接剥削，一方面要和新兴的工业机器相竞争，因此必须让自己发烧，必须让自己的一只手比另一只手更快，一方面又受着产业性的竞争，必须举起投枪，可是，投向谁呢？ 

 我看不少年轻人，平日里挂着几张伟人像，一动了气就高喊“联合起来！”，还有人路过天安门，总会发几句故作深沉的议论：“前半句如何如何，后半句如何如何”——这样的痛心疾首，一方面能抒发一种“世风日下”的感慨，一方面又不着声色地把自己从这“日下”的“世风”里摘了出去，正是一举两得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另外一些朋友在互联网上刷到“美国老太太唱红歌”这样的视频，却还热泪盈眶：美国老太太唱红歌，不会耽误她下午下班路上顺手买一件汗衫，其价格不及她每天收入的领头——而那汗衫，来自一个每周加班超过二十五小时的中国女工，是她被机器绞烂的头发，是她被缝纫机穿过的手指。 美国老太太唱红歌的时候，神情的严肃和郑重当然都是真的，可她身上穿的（以及大衣橱里已经许久没有穿过甚至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的每一件）汗衫，又分明诉说着她对于这剥削的与有荣焉。 

 热泪盈眶的时候，是否有人想起过那个女工呢？ 

 她也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