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向进度落后的项目中增加人手，只会造成进度更加落后： 一方面，向新成员解释目的、概念、思路、方法以及解决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这些目的、概念、思路、方法所造成的问题带来大量的时间消耗；另一方面，原本的任务必须被重新分解成更多的可以并行工作的若干的单元，这些单元之间的协同和交叉测试所占用的时间也不容忽视：一个简单的模型如下，划分为四个单元的任务需要六条交流链条（如果两两之间都存在协作关系），而重新划分为六个单元后，交流链条就爆增为十五条，人手增加一半，协同工作和交叉测试所用的成本增加两倍。 我们已经观察到很多——今后还将观察到更多这样的现象：某些错误并不是因为新加入成员的水平无法达到项目的基本要求，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被当作“生力军”甚至项目的救星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但由于对现有的问题不甚了解，他们往往犯下最严重而又最愚蠢的“罪行”。这样的“罪行”的出现，完全不应该归咎于新老成员中的任何一方，而必然是因为盲目将他们引进这一泥潭的主管所致。 而相反，减少人手也不会带来速度的提高。 固然，减少人手——以及带来的任务重新划分为较少的若干单元，会使得交流协作的成本能够降低，但除非团队中原本存在一个trouble-maker，我们并不能期待最终的进度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trouble-maker的存在，本身是任务第一次划分就应该避免的问题。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一个已经进度落后的项目，无论是增加或是减少人手，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进度落后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缓解这一问题呢？ 一种较乐观的估计是，存在某种能够使得效率提高的“灵丹妙药”，它也许是一种框架，一种新的实现方法，总之，是能比现在所使用的系统在效率上更加优越的系统。下面我将分类讨论以证明这种“灵丹妙药”的不存在——而非存在——更具有必然性。 任何可能属于“灵丹妙药”的东西都可以被归类为以下两种之一：它要么是某种较为传统的，被项目中的大部分人所熟知的东西；要么是某种较为新潮的，仅为少部分人所知，甚至在项目的一开始尚未出现，不存在第三种情况。 假如存在某种传统的“灵丹妙药”，那么它必然具有“功能上不比现有系统更差”以及“效率上比现有系统更好”这两种特性（否则，我们无法苟同它是一种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大部分人都了解，性能又更令人兴奋的方案呢？ 那么，是否...

我时常感受到，在四周断续的矮墙中，偶尔能够找到一些隐约的亮光，尽管多数时候很快能够证明这亮光是纯粹的海市蜃楼，我始终还是找不到突破这矮墙的希望，然而这已经足够带给我些许的慰藉。 大概某年某月，我终于感觉自己摸到这矮墙下的某一道篱笆，就去请教矮墙另一边的同伴。 那时的我以为，和工匠手里的泥土、木头和砖瓦不同，程序是一种几乎不受物理定律的限制，运行在纯粹思维空间的东西，相比木工坊和铁匠炉，它所需要的最少，所给出的却最多。这条横亘在“理论”和“应用”之间的矮墙，其区分并不在于有没有涉及动手实验：庸碌的青年在二十岁所学到的东西，绝对远远达不到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对应物的地步。 然而他们的回答，却是那样的冷酷。 “我们研究的是无用之用。” 在应用面前，他们似乎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高贵。 这是最令我奇怪的事情：他们似乎觉得自己迟钝的嗅觉和莫名其妙的保守主义是颇为值得自矜的东西，矫揉造作的语气让人想起讲台上不厌其烦地摆弄自己的领结的破产的勃艮第骑士——为自己的愚蠢自鸣得意，使这种愚蠢更上一个台阶。 蒸汽机革命之后，农民变成工人，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他们的皮肤很快变得像是死鱼的肚皮那样的惨白，而主子们则纷纷跑到南欧的沙滩上，晒出所谓小麦色的金黄，为的是向大家炫耀：我从不劳作。 旧贵族是贵族，所以他们从不劳作。 有的人只因为从不劳作，就自以为是贵族。

地心说是最符合人自然观察的一种天文观点——当然，前提是观测条件比较粗略时候。 为了应付时常出现的行星逆行，托勒密提出了本均轮假说，认为行星围绕着一个较小半径的均轮运动，而均轮的圆心则在一个本轮的轨道上，自然，地球也就处在这本轮的圆心上。当均轮的角速度足够大，行星的逆行也就成为可能。 随着观察经度的提高，逆行的轨道参数和任意大小组合的本均轮似乎都无法完全对齐，托勒密的门徒们就继承发展了这一天才假说，以一种环上套环的方式拟合观测数据。为了得到越来越高的拟合能力，到了十四世纪中期，为了解释一颗行星的轨道，最多已经需要八十多个大小不同的均轮。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台庞大的机器正在疲于奔命地解决自己所创造的问题，最终慌不择路地闯进一条死胡同：对校正所作的校正，给补丁打下的补丁，为备份准备的备份，最终使它成为一头怪物。 不过很快，哥白尼出世了，他的理论在太阳系中是如此的有效、简洁和优雅，把那成千上百的本均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所谓日心说，无非要我们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 无论我们中间哪一个，于宇宙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7年的8月份，我坐着火车到南湖来。 军训、内务、各种奇奇怪怪的课，他们要做，我就做，他们说停，我就停下来：都是些无聊的事，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当真的。 只有所谓“开学第一课”，我想大概值得一听，那时早有开学早一些的学校，他们的讲稿已经发布出来，大略是关于生活、未来、探索、好奇云云的话题，总之，诗和远方，大抵是些鼓舞人的东西。 可等我真正坐到大礼堂去的时候，校长举起话筒来，说来说去只是让我们读些马克思。 我多少有些失望，那时的我，觉得这太红、太严肃、太无的放矢了。 不过这也无所谓，一节一节的课在等着，一次一次的考试也在等着，实验数据出炉了，图书馆空调开放了：也就是这么些东西，其实还是些无聊的事。 2018年，葛校长调去北京，我们放假回来，他已经离开好久了。 我“喔”了一声，又去做自己的无聊的事。大学的校长，我大概只能在那一堂所谓的“第一课”上远远地见一面，素来听说葛校长有给学生们主持婚礼的传统，然而这样的机会，我是没有的——想要个娃子，第一先要找得到娃子的妈，就是这样。 可那之后，事情就渐渐变化了，我的疑惑也渐渐多了，可也无非是疑惑，也无非是在心里念叨几句，总之，说出来没用的话，不如不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热闹还是痛苦，我都保持着冷漠：鞭子不抽到自己身上，我是一句话都懒得讲的。 到了2019年和2020年，无聊的事情更多了，我却找到一些偷懒的法子，从南京到北京，留下几个匆忙的足迹。 在X城的市区里，我见到用罐头瓶子锁起来的水龙头，不远处是高大的CBD中心；我见到小庙门口的招工市场，夜深了也有举着“瓦工”牌子的女工，她的两个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睡觉；我见到摩肩接踵的开元广场上，有跪在地上乞讨的人，他们伸出去的手和缩回来的手，一样的颤颤巍巍，一样的空空如也。 我看到T城的棉纺厂里，有剪线头的工人，戴着老花镜，一件只能拿到五分钱——朋友，路上见到五分钱的钢镚儿，你还费劲弯腰去捡吗？我看到有人大夏天也戴着毛线帽子，她满头的秀发已经在机器里被绞碎；我看到有一个独臂的人，他的脸上全是汗珠，却没有一只手帮他擦掉。 在Y城的乡下，我看到有人伸出手来像是一个肉球，那是拜收割机所赐，五根手指头都早已成为那片土地的肥料；我看到卫生所的门口，一个老头手把手地教会一个老太太，没有处方怎么买到“曲马多”；我看到有人住在只有八十公分高的窝棚里，那屋里的一切都是捡来的，他的命也是。 我忽然明白了...

玄奘法师到天竺去，译了不少佛经回来，其中有一部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最后就是这么一句：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 其实比玄奘早一些，有一个叫鸠摩罗什的胡僧，已然译过这部经，定名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作为《般若经》的辑录，内容是差不多的，然而他在龟兹、长安两次犯了戒，用心持戒的“佛学大师”们向来是不大提他的。 “揭谛”是梵语的音译，“揭”字据说正音应该读“ㄍㄚˉ”，这样才符合尼泊尔老和尚们的口条，然而水陆或是焰口我见得多了，至今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念经的法师——尼泊尔的老和尚，我自然也是没见过的，因此也没法验证这种传闻。 佛经的末尾，通常有这样一段被称为“密咒”的判词，恐失了神韵，照例是不译的，如同瞿秋白拿了俄文的《国际歌》，1922年回国来译，对于“international”一词却不免蹙额，最后只音译作“英特纳雄耐尔”，方才音韵承合、句意圆通。而如果非要翻译这梵语的原意，大概如下： 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 大小僧众，一齐去吧，祝福你们，快快觉悟！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对于这“得证菩提”有一种特殊的执念，古人有“格物”的传统，我便一次一次地“格”那些晦涩的经卷，然而不成。 释迦摩尼修行了一世，生老病一样都没落下，他的僧伽教众，从来以“平等”的口号招徕人，可翻遍佛经，首陀罗和吠舍能够得道的事情，一次也没有；他亲口许诺给族人的“吉祥天女，金刚菩萨”，到释迦族毁灭的时候，也不肯出现，五百多人被砍了脑袋——他教人解脱的说辞，无非是“活人都受苦，不想受苦就干脆别活”：所谓涅槃、成佛、彼岸、圆满，无非是“死灭”的一种又一种的隐语。 余氏称赞佛教是“思考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实在是给它贴金了：剜了眼睛治近视，天底下唯独阿三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 世上的债都了结了，学着佛陀想要所谓的“解脱”，当然自便，史书里常有困守危城的将军力竭尽忠，杀身成仁，或是有志于求索的哲人，朝闻道而夕死，含笑而去，这多少令人羡慕，然而在天人交战的关口，想靠物理毁灭的方式“一了百了”，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 终究，死灭是不济事的。 据说，释迦牟尼亲手开释过一尊菩萨像，对信徒说，当这尊像沉没到泥土以下的时候，就是他的教灭亡的时候。《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玄奘在天竺时见了这尊像，那时土已经埋到了菩萨的脖颈，他为此泪流满面，在菩萨面前焚香祭拜，要为教法续命——其实要救这尊“菩萨”，一把铁...

等到再一次来到东岳庙附近买东西的时候，路边的清洁工确实比往常多了不少，可见要非说这“创城”没有一点作用，恐怕也有些亏心。 东太尉街上的大师们还是一样的神情，一样地抽烟、喝茶，一样冷不丁说些“我观你印堂发黑”之类的话。 升平街上的老头却不见了。 听附近卖登山杖的人说，他被戴着红袖章的什么人劝走了，老头一开始还不配合，“闹得可凶”，后来也就配合了。 我皱了皱眉头，依旧提着包往回走我的路——那包里有半只烧鸡和一瓶洗发水，它们将带给我一个干干净净又香气扑鼻的周六的美妙夜晚，至于那个穿着破旧的修鞋老头，他去了哪里似乎不是我应该关心的。 后来我也确实不知道那个老头去了哪里，不过，经他手修过的那个提包，其寿命在我用过的几个包里可排第一。

与之相比，岱宗坊西面升平街上要冷清得多，这里不朝阳，大概入不了大师们的法眼。 生平街上只有一个修鞋的老头，年纪不小了。跟所有修鞋的老头一样，他穿着一件很脏的棉袄，身后是一台被机油摸得黑漆漆的机器，凳子下面拜个木盒子，横七竖八地放些改锥之类的东西，身边则是几双修好了还未被领走的鞋子。 老头的生活比起大师们要差一些，到了饭点，别人都踱着四方步到旁边的副食店里点一两样小菜，他则只有两个又凉又硬的馒头，费劲地啃完了，就拿起旁边罐头瓶做的水壶喝一口水，接着叮叮当当开始他的工作。 本来我是用不着修鞋的：既没有穿皮鞋的脸面，也没有非穿皮鞋不可的场面，只有一次买了提包拉链坏了，邮寄来的备件怎么都不合适，在屋里折腾出了一头大汗，只好从热气腾腾的宿舍走到着寒风刺骨的生平街上来。 “修鞋？”，老头的声音干涩而嘶哑，和北风差不了多少。 “拉链”，我提着手里的包，“看看能不能给……” “拉锁最简单”，他终于抬起头，“先给你弄。” 端详了一会，他徐徐道：“还真是蹊跷。” 话虽如此，手上的活儿却不停，忙活了三五分钟，终于修好了这个诡异的拉链。 他来回拽了两次，确保它不会卡壳，又递了回来。 “多少钱？……”我怯生生地问。 他摆摆手，“这点小活儿。” 我又问，他却生了气：“整天就知道钱，你有多少钱呢！” 他既然这么说，我道了谢，也就走开了。 走的时候路过遥参亭，双龙池仍然是车水马龙，那个卖香的男人又问了我一遍“请不请香”，我没有回答，提着包往回走。

如同在东岳庙会上教人银环魔术的人一样，看相算命时候说的话，是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的，孙猴子给菩提祖师磕了头，还有说一句“此间更无六耳”，就是这么回事。 有几次，我靠得近了，他们都抬起头来盯着我，仿佛我是偷师学艺的小徒弟或者妄图一窥天机的投机者，那就远远地看看如何呢？ 大师们的折凳照例要高一些，他们讲起话来气定神闲，不急不缓，有时到了紧要处，一只手扬起来摆一摆，或者掏出笔来勾勾画画，不消说，那多半是要给命运多舛的人改名字了，最后，总是以抬起水杯喝一口水结束。 唯独有一次，旁边公园里的迎春花开得正好，我躺在石凳上，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问前程的大姐皱着眉头，听起来好像是先生执意要把她名字里的“兰”换成“梅”，大姐似乎不太情愿，她模模糊糊地说：“我只倒是这个‘兰’就带了‘木’了，没想到还是……”，大师却缓缓回答：“命里缺，就要拿名字去补，再加一个‘木’，怕犹嫌不够哩！”后面的话听不真切，大概是用个明着带着木字偏旁的字，气场要更强一些。 这话不免引得我的一阵唏嘘，来世若是不幸托生变成了不能跑不能挑的植物，也千万不要做河谷里的一株兰草，而争取去做荒原上的一朵梅花罢，否则气场不如人，来做名字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街南头站着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尼龙夹袄，拉着三轮车，里面放着几捆香，如果是背着包的外地游客过来打量，就憋出几句蹩脚的普通话，不过他的“眼力见”似乎并不太好，有几次我路过双龙池，他也迎上来问“进不进香？”——我几次都想回答“本地的”，似乎又觉得不妥，本地的就不信老奶奶了？于是就尴尬地摆摆手，他也就显露出一副惋惜的表情，仿佛不买他一炷高香倒是我多大的损失。 往北一点是一个穿着风衣的大师，戴着一顶黑毡帽，如果不是下半身臃肿的老棉裤和沾满泥巴的破皮鞋太拉胯，还真有几分老绅士的做派。他赖以生存的是地上一片光滑瓷砖上放着的不知是锡还是银的一头小鹿，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有什么说法，书里倒是有所谓“马前神课”一说，但也没说过能用鹿代替云云，或许是我读书太少也未可知。 然后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大概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的卦摊，他戴着眼镜，身后公园的栏杆上挂着一副招牌：“看相、算卦、风水”，所不同的是，他的脚底放着的不是鹿，而是签筒，里面歪歪斜斜地插着十几二十跟卦签，只不过眼镜大叔似乎并不太关心自己的生意，颇有些爱答不理的神情。 最靠近正阳门的是一个大妈的领地，她的陈设比刚才几位都简单，除了两把折凳外，就只剩下一把小酒壶，有时他跟旁边卖旅游纪念品的老板聊天，说话慢条斯理的——“瞧香的都这样”，有个朋友跟我说，但是到底是故弄玄虚的还是真有法门，他就不太清楚了。 除此之外，岱庙前门靠东还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先生，整天躺在摇椅里，间或睁开眼，看看路过来来往往的人群，摆出一副古代隐士的样子便沉沉睡去，但他的周围却是没有前几位的整洁：除了一块八卦，还有保温杯，一把破破烂烂的蒲扇，还有几本几乎快要翻成烂纸的旧书。 岱宗坊东面的公园里还有几个，不过他们的档次就低得多了，也看相，也求签，也点痦子，也卖纸元宝，也聚在一起斗纸牌。 我不知道有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能管得了这些人——也许有吧，不过用条例来管神仙，他们大概觉得荒谬极了。

我们这里申办全国文明城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首先要整治的是街道上各种占道经营之类的杂事，没几天，萃英园后街卖肉夹馍和章鱼丸子的商户，都躲到巷子的最深处，一到放学，窄窄的路上摩肩接踵，也不愧为一种奇观。 听人说，下面乡镇上，主干道两边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后来就有同窗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半开玩笑的说，自己家里的窗户玻璃都不小心被人刷成了黄色，不知道的还以为要登基。 整个山城，似乎只有东岳庙一带的小巷子里岿然不动。 和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可能几百年前都一样，岱宗坊一侧的东太尉街上，一拉溜全是算卦问卜的简陋小摊和卖高香的小贩，他们似乎想沾沾这正阳门和唐槐汉柏的灵气。

2010年，大蒜涨价，我学到一个词叫“蒜你狠”。 电视里在做采访，话筒伸到每一个市民的嘴边，每一个人都在骂，为了节目能够正常播出，我想电视台颇费了一番心力剪去了一些不宜在公共平台上播出的“义愤之语”，农民心黑、菜贩子心黑、市场管理部门肯定拿了他们的好处，心也黑。后面接着是一个专家的分析，他正襟危坐，提出四条理由，让人们相信大蒜的价格将“回归到市民能够接受的水平”。 同样是2010年，虞江新开了两家家电卖场。 冰箱、空调、洗衣机，卖得特别好——来购买电器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他们每个人的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泥土，每个人的衣领上都有汗水干涸后留下的永远洗不掉的汗碱，解开扣子，每个人的胸膛上都散发着发酵了的鸡粪和农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平生第一次亲手摸到冰箱。 他们用拖拉机，用农用三轮，最后用扁担，把冰箱抬进家门，像是娶来了新媳妇。 这世界未免有些太过魔幻了：无论是企业家、小商店的店主、工作间隙里摸鱼炒股的上班族，他们致富的经历都被传为美谈：有幸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得到的全是羡慕和恭维，他们买了一台轿车，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换了一栋大的，有的换了一个老婆，有的则换了不止一个，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 “公买公卖，公道的很嘛！” 唯独轮到农民买一台冰箱的时候，人们就要站起来骂他们“心黑”了。 农民好像格外低人一等，他们的劳动好像格外得不值钱。 现在是2020年。 我看发生在猪肉身上的事，和十年前发生在大蒜身上的也没什么不同。 有的媒体编了写三两行的段子调侃，于是人们会心一笑了，十万加了，爆款了，名利双收；有的媒体则装模作样的发些不知所云的投票，参与到讨论之中的，绝大部分是从没进过菜市场的学生。专家还是一样的正襟危坐，所不同的是从电视里搬到网络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猪肉的价格一定会回归到正常水平”。我只恨我记忆力从来不佳，否则就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专家和十年前的那个，是否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每天都有关于“猪”的每一个环节的新闻被报导出来，每一篇都翔实可靠，杀猪人、卖肉的、包饺子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能懂得猪的语言，他们也会去采访，这是必然的。可是，唯独少的就是养猪的人的声音，或者他们说过，然而没人听，渐渐的，就不再说了。 我们可以预见，早晚有一天，种地和养猪，都会被聋哑人垄断经营，真是令人何其惊恐也哉！ 只有曹德旺说了一句“几十...

那里的雪总不肯独自出现，伴随着细密的小雨，落在房舍、田野和通向各处的窄窄的小路上，就是这样： 房顶的雪，被人居的火气蒸腾着，尚来不及堆垒，便融化成水珠，像是红色的瓦片在北风中出了一身大汗；而田野里的雪，没人管的，就慢慢弥散，给山峦裹上一层素衣，倘若有几个孩子就热闹了：杂乱的脚印和不成形的雪人，一个挨着另一个。 而小径里的雪，既不肯消融，又不肯化作棉絮般的轻柔，只要经人踩几脚，就凝结成凉的冰，几天的工夫便光滑得像一面镜子，泛着森森的寒光。 就在这时，也正是把一袋袋的玉米送到冷库去的最好的关头：平常日子，一个顶棒的小伙子，也不过扛起三百斤，而有了这冰雪铺成的小路，再加上一条厚实的棉布腰带，哪怕是个老太太都能连拉带拽地运两百斤了。 山上生着雾凇，湖里全是冰凌——那正是冷极的时候！ 北风一吹，皱纹和裂缝就在脸上糊成一片，像是黄土高原的沟壑：人们说，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手是早就被冻麻木了的，仿佛捏住的不是麻袋的口子，而是恶魔的喉咙：不咽气儿，绝不肯撒手。等到一口气走出三五里，才揣在一起暖和一会，猛地伸进腋窝里，换来的是生生的一个激灵！ 雪来的时候，乡村的每条小路都是伏尔加河，这河的两岸，到处都是饿着肚子的纤夫。 有雪的地方就有赏雪的人，这晶莹的东西实在惹人喜欢，无数的文人墨客写无数的诗歌赞颂它，南方来的朋友们往往站在阳台上伸出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雪呢！”——他们必须很快地记住这雪的模样才行：屋里点着火炉，雪花马上就要融化了，它躺在手心里，即将变成一滴晶莹的泪珠。 警幻仙子唱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若是单写景，是不错的，然而，落了魄的贾宝玉，风雪中犹然披着一件猩红的大氅，而我见那穷苦人家穿着单薄冬衣的少年，比起荣国府、宁国府的少爷们，也是一样的臂膀和腰脚，并不天生就缺少些什么。 我厌恶这白色。

朋友告诉我，如果总是和比自己年纪大的人聊天，人也会老得特别快。 “所以你才去小学当老师，想青春永驻！”我在电话里调侃道，“你个计划通哈哈哈哈哈哈” 电话那头也传来一阵咯咯咯的笑声，“是啦，你也不想想从一块卖报纸都多少年了哈哈哈哈哈” 说着，他偶然提了一嘴，“说起来，那时候那个最畅销的……《虞江早报》，停刊了，你知道？” “停刊了？什么时候？”我有些惊讶。 “去年十月一吧……说实话，现在谁还看报纸啊！” 这个时间节点像是一道惊雷劈向我，从脑门到脚后跟打了一个冷战。 我把电话打给每一个还能联系的一块卖报纸的老朋友，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稍微准确的线索：《虞江早报》当年——或者说更早一点，有没有一个姓刘的人在里面做过什么工作？记者？或者编辑？或者校对？ 然而得到的答案出奇的一致：“现在谁还看报纸啊”。 有人建议我去日报社大楼问问，去过了，那里已经改成了电信营业厅，除了门口的公交站牌还叫“报业大厦”外，没留下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 还有人说可以试着找找当初那个戴着金表的负责人，然而找了挺长时间，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找到了当年被采访的“金牌小报童”，经人引荐我才明白，原来她是报社主编的侄女。 小姑娘打扮入时，举止也得体，跟小时候一样的漂亮：至少比一个袖口上永远挂着鼻涕，张开嘴一股萝卜咸菜味儿的孩子照出相来要漂亮得多。 她答应会问一下，但几天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有些奇怪： “我叔叔问我是谁打听的，我只说是一个朋友，他就说‘当初报社里姓刘的有很多，不知道你朋友问的是哪一个。’” 我有些讶异，她接着说：“我看他脸色不太好看，就没有再问了。” 这一下，所有线索就全断了。 自那之后，我就特别希望有人发明一种能够治疗老年痴呆的药：那我说不定还有机会撬开老周的嘴，他也许能告诉我，这个平平常常又神神秘秘的老刘，年轻时候到底做过什么，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然而过了几年听说，老周也去世了。 好在是自然死亡，没有痛苦，“挣老鼻子了”，值得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