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纪念我的大学生活

17年的8月份，我坐着火车到南湖来。

军训、内务、各种奇奇怪怪的课，他们要做，我就做，他们说停，我就停下来：都是些无聊的事，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当真的。

只有所谓“开学第一课”，我想大概值得一听，那时早有开学早一些的学校，他们的讲稿已经发布出来，大略是关于生活、未来、探索、好奇云云的话题，总之，诗和远方，大抵是些鼓舞人的东西。

可等我真正坐到大礼堂去的时候，校长举起话筒来，说来说去只是让我们读些马克思。

我多少有些失望，那时的我，觉得这太红、太严肃、太无的放矢了。

不过这也无所谓，一节一节的课在等着，一次一次的考试也在等着，实验数据出炉了，图书馆空调开放了：也就是这么些东西，其实还是些无聊的事。

2018年，葛校长调去北京，我们放假回来，他已经离开好久了。

我“喔”了一声，又去做自己的无聊的事。大学的校长，我大概只能在那一堂所谓的“第一课”上远远地见一面，素来听说葛校长有给学生们主持婚礼的传统，然而这样的机会，我是没有的——想要个娃子，第一先要找得到娃子的妈，就是这样。

可那之后，事情就渐渐变化了，我的疑惑也渐渐多了，可也无非是疑惑，也无非是在心里念叨几句，总之，说出来没用的话，不如不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热闹还是痛苦，我都保持着冷漠：鞭子不抽到自己身上，我是一句话都懒得讲的。

到了2019年和2020年，无聊的事情更多了，我却找到一些偷懒的法子，从南京到北京，留下几个匆忙的足迹。

在X城的市区里，我见到用罐头瓶子锁起来的水龙头，不远处是高大的CBD中心；我见到小庙门口的招工市场，夜深了也有举着“瓦工”牌子的女工，她的两个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睡觉；我见到摩肩接踵的开元广场上，有跪在地上乞讨的人，他们伸出去的手和缩回来的手，一样的颤颤巍巍，一样的空空如也。

我看到T城的棉纺厂里，有剪线头的工人，戴着老花镜，一件只能拿到五分钱——朋友，路上见到五分钱的钢镚儿，你还费劲弯腰去捡吗？我看到有人大夏天也戴着毛线帽子，她满头的秀发已经在机器里被绞碎；我看到有一个独臂的人，他的脸上全是汗珠，却没有一只手帮他擦掉。

在Y城的乡下，我看到有人伸出手来像是一个肉球，那是拜收割机所赐，五根手指头都早已成为那片土地的肥料；我看到卫生所的门口，一个老头手把手地教会一个老太太，没有处方怎么买到“曲马多”；我看到有人住在只有八十公分高的窝棚里，那屋里的一切都是捡来的，他的命也是。

我忽然明白了葛校长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题：一个即将调任的校长，不是给刚刚迈出高中校门，怀里揣着罗曼蒂克幻想的中学生上“第一课”，而是给那些即将面对世界，前途未卜的青年们上“最后一课”。

这最后一课，只剩下四十五分钟了：“咔哒咔哒咔哒”，计时钟还在走，只剩下最后一句了，该说些什么呢？

自一九八三年开始，他在这里呆了三十五年，合一万两千七百天，三十多万个小时，生命的一小半，现在竟然只剩下最后一句话的时间了。

是啊，说些什么呢？

“我真的希望，希望大家都好好读一读马克思。”

也许是太红，太严肃了吧，我曾经也觉得无所谓的，可现在见到四壁包围来的一层一层的“黑”，又觉得这“红”有些不够，听到现在无所不在的随便，又觉得这严肃的可贵。

一个德国的书，一个俄国人的话，一个湖南人的故事，由一个即将离任的校长，在最后一课上讲给一群前途未卜的孩子，实在是正合适。

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