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蒜到猪肉的十年

2010年，大蒜涨价，我学到一个词叫“蒜你狠”。

电视里在做采访，话筒伸到每一个市民的嘴边，每一个人都在骂，为了节目能够正常播出，我想电视台颇费了一番心力剪去了一些不宜在公共平台上播出的“义愤之语”，农民心黑、菜贩子心黑、市场管理部门肯定拿了他们的好处，心也黑。后面接着是一个专家的分析，他正襟危坐，提出四条理由，让人们相信大蒜的价格将“回归到市民能够接受的水平”。

同样是2010年，虞江新开了两家家电卖场。

冰箱、空调、洗衣机，卖得特别好——来购买电器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他们每个人的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泥土，每个人的衣领上都有汗水干涸后留下的永远洗不掉的汗碱，解开扣子，每个人的胸膛上都散发着发酵了的鸡粪和农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平生第一次亲手摸到冰箱。

他们用拖拉机，用农用三轮，最后用扁担，把冰箱抬进家门，像是娶来了新媳妇。

这世界未免有些太过魔幻了：无论是企业家、小商店的店主、工作间隙里摸鱼炒股的上班族，他们致富的经历都被传为美谈：有幸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得到的全是羡慕和恭维，他们买了一台轿车，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换了一栋大的，有的换了一个老婆，有的则换了不止一个，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

“公买公卖，公道的很嘛！”

唯独轮到农民买一台冰箱的时候，人们就要站起来骂他们“心黑”了。

农民好像格外低人一等，他们的劳动好像格外得不值钱。

现在是2020年。

我看发生在猪肉身上的事，和十年前发生在大蒜身上的也没什么不同。

有的媒体编了写三两行的段子调侃，于是人们会心一笑了，十万加了，爆款了，名利双收；有的媒体则装模作样的发些不知所云的投票，参与到讨论之中的，绝大部分是从没进过菜市场的学生。专家还是一样的正襟危坐，所不同的是从电视里搬到网络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猪肉的价格一定会回归到正常水平”。我只恨我记忆力从来不佳，否则就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专家和十年前的那个，是否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每天都有关于“猪”的每一个环节的新闻被报导出来，每一篇都翔实可靠，杀猪人、卖肉的、包饺子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能懂得猪的语言，他们也会去采访，这是必然的。可是，唯独少的就是养猪的人的声音，或者他们说过，然而没人听，渐渐的，就不再说了。

我们可以预见，早晚有一天，种地和养猪，都会被聋哑人垄断经营，真是令人何其惊恐也哉！

只有曹德旺说了一句“几十年来，市民工资上涨几百倍，猪肉价格只上涨了几十倍”，招来的是批评和围攻。

人们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批判武器，就像他们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看法宝！”——他们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工资上涨几百倍完全合情合理，猪肉的价格上涨几十倍则纯属丧心病狂”。

我敢说，他们没有一个人闻过猪的粪便的味道。

其实，抛开曹本人的争议不谈，他这番话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的城乡发展，就是已经到了极端不平衡的地步，我们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和“狂魔”的身份不相符合，我们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没能跟上社会发展的平均增速。

我们当然可以规定白菜的价格不能超过八毛，或者从国外用轮船运来一批猪肉“打一场价格攻坚战”，那又怎么样呢？如果农民不愿在自己的地里种下任何一颗白菜，不愿在自己的畜栏里养下任何一头猪，那么超市里印着的花花绿绿的彩页，又到底有什么意义？

十年过去了，农民还是格外的低人一等，他们的劳动还是格外的不值钱。

事实就是这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人们总是会用脚投票。而且因为这投票切实地关乎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他们用脚投票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郑重、严肃和谨慎，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次选举都无法比拟的。投票的结果，我想除了鸵鸟以外，大家都已经看见：

我看见只有农民有着改变自己目前状况的最急迫的需求和行动——这需求已经急迫到让他们的行动多少带些盲目，不过无所谓，他们已经身处社会数学期望的最低点，无论朝着哪一方向跳，都不可能比现在更差，这是被无数的血和泪的证据所证明了的。因此，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一切机会逃离农业，逃离农村，逃离他们曾经争取来的视为生命的土地：去车站扛大包也好，去煤窑铲黑煤也好，去停车场看大门也好，去塔吊上喝西北风也好——只有真正一无所有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义无反顾。

诸君，我们当然可以端着忧国忧民的调调，发些高深莫测的评论，问道“农民为什么不种地了，我们今后怎么办？”

为什么呢？难道农民就应当吃糠咽菜，应当节衣缩食？难道不种地是因为他们“懒惰”、“狡黠”、“愚昧”？还是因为长期处在系统性的被剥削中，处在分配链条的最末一环，处在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地里发出无声的哀嚎？

当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有谁曾经向他们伸出过援助之手？当他们最终在社会上“失声”，在沉默中成片死去的时候，有谁曾经问过一句“怎么办”？当他们被剪刀差剪得鲜血淋漓的时候，有谁说过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得侵犯”？当他们背井离乡成为“城市”这辆高速列车的燃料，在火焰中焚烧自己的肢体和思想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愧疚或是自得？

小布尔乔亚们中间哪有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身处“社会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两种身份的叠加态，随时准备坍缩成其中一种：当自己的利益收到哪怕一丁点儿的折损，他们就第一个跳出来呼唤社会主义，呼唤“公理战胜强权”；当有机会站在别人的头顶上作威作福，有机会主宰别人的劳动成果，他们恨不得自己亲自操刀。

2010还发生着这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它如此渺小，以至于十年之后整个地球上恐怕只有我一个人记得。

那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早上，我的母亲带早班第一节英语课，她看到教室里换了新的桌椅板凳，连黑板都重新粉刷过，虽然不少孩子手上和脸上都难免生些冻疮，可个个都穿着年下的新衣服，没有一个人还用他们哥哥姐姐用过的旧课本，他们站起来拖着长腔喊“老师好”，声音大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

那是她任教十多年来最开心的一个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