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后来，我在公园里遇到了老周。 他也被女儿接到城里来，说是享福，然而“憋得难受”，有时也去看老头老太太跳交谊舞——“看了三五回，慢慢腾腾的，一条腿也跳不了，干着急。” “哈哈，跳舞不是越快越好的，又不是让你当刘翔。”我跟他开着玩笑。 他也笑了，摸着我的手说：“十六岁就做‘倒爷’，有做生意的脑子啊！”——他大概已经记不清我当初到底是十一岁还是十六岁，甚至，他还能不能记得自己今年多大岁数呢？ 值得怀疑。 他说自己的报摊有时候连续三四天都不开张，觉得干不下去了，干脆关门歇业。 他还告诉我老刘搬家没几个月，生了一场病，没什么响动就没了。 我看了一眼公园里的人群，他们从冬青的树丛间走过，都神色匆匆，没有一个手上还捧着报纸的。 我安慰了他几句，当下也就别过了。

我可能在公交车上又碰到过一次老刘。 他要下车，而我正拼了命地往上挤，希望把自己的屁股挤进那一堆的屁股里。 我隔着人山人海看了一眼，很像，又不太像。 一样的地中海，一样的黑色薄毛衣，一样的老花镜，但是头顶上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闪闪发亮”，倒像是我家的旧书那样蒙上了一层灰尘，身材也比以前瘦了一些，脸上血管像是在皮肤底下爬行的蚯蚓。 司机大喊着“后面有空！”——这是事实，车前门根本塞不下另一个屁股，车后门倒是隐隐空出一片空地：人们都躲着那个干瘦的老头：这样一个好像风一吹就能飞到爪洼国的老爷子，碰倒了算谁的？ 我叫了一声“刘——”然而喊了一半就没了声音。 刘什么呢？我终究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正碰到老周在收摊，他说老刘要去城里享福了。 “这三五天就走，二十六号他儿子开着车回来的，也收拾旧东西，”老周说，“那些破书旧报纸，找了那个收破烂的‘一支眼’，都给拉走了。” 他兴致高昂地说起那天的场景，眉毛一跳一跳的，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开心，但经他描述，从老刘的儿子迈进门，到拉着板车的“一只眼”从院子里出来，都好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了。 我听后倒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恐怕也颇为寂寞。 “不过，我看他好像不大愿意走的，你要是有心，可以老时间来见他一见。”老周举起茶杯，“嘿！我们这些老东西，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说着这么沉重的话题，他的眉梢眼角倒好像恢复了刚才的兴致：他好几次跟我说起过，自己的一条腿是年轻时候跳火车被碾断的，要不是刚巧有个医生早上沿着火车道去上班，自己肯定是没命了。从出院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改了生日：虽然没正经吃过蛋糕，也不会唱什么生日歌，但多活的每一年，都是“挣老鼻子”了。 正好，我也打算找一辆货车把存在亲戚家里的那张大橡木书桌搬回去，那烤鸭店里的小黄鱼，也是不容错过的，就干脆放宽了心，就天天晚上出来逛，好在是下棋的、斗牌的、遛狗的、走街串巷给人刮胡子净面的，我都认识，倒也没闲着。 可是等了三五天，都没见老刘的影子，听几个老邻居说，怕十一放假路上堵，头一天夜里就搬走了。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终究还是该问一句，“他年轻时候是干什么的啊？” “哟，咱还真不知道，看他整天抄抄写写，八成是个文书？”一个说。 “也有可能是个会计。”另一个补充道。 “说不定是个老师。”最后一种可能也出现了。 总之，我还是不知道。

我别了那片粉刷着灰色油漆的居民楼，算来也有好几年了。 搬来搬去，最后找到了虞江城东一座小区里，这里的环境还算干净，周围有个农贸市场，买些白菜萝卜，也便宜一些。 这一片周围曾经有两个报刊亭，五个旧书摊，有一个络腮胡子的老板从我手上拿《虞江早报》，动辄就是三百份起步，有时他还会招呼我在报刊亭里一块儿吃一顿早饭：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素大包子，萝卜咸菜，就是这么点东西。然而等到我搬到这附近的时候，那些曾经带给我无限商机的人和铁皮屋，一个都没有了。 落脚的第一年，我从朋友家里淘了一台电脑，整日戴着耳机，家里人劝我出去走走，我就一拍显示器笑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哩！” 然而，还是要出门走走的，搬家时候来不及抱走的旧书、家具，都临时放在一个亲戚家的储藏室里，每次见面，都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弄走，我父亲其实也担着心：那里一到夏天，齐膝深的雨水灌进门里，是每年都要有一两次的。话虽如此，他却不放心那些东西经搬家公司的手，有一套青瓷的茶壶茶杯，搬家的时候就全被他们弄碎了，然而事情又多又乱，竟一时也没有发现，终究还是吃了个哑巴亏。 于是，我就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趟一趟地搬运旧书。 大概有小半年，那些写满了眉批也落满了灰尘的书才从一个书架搬到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书架，然而我怀疑放在新书架上，它们也难逃落满灰尘的命运：父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然而医生仍说，不能久坐久站，要看书，只能隔一会就换个姿势——这就成了纯粹的体力劳动；至于妈妈，真正合她胃口的是电视上的相亲节目，不知道她上午看完了男女青年为了爱情在全国人民面前出洋相，下午又要板着脸教训班上的小孩“不要早恋”，会不会偶尔也觉得有些滑稽；而我呢？其实现在也不大看书，毕竟“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 总之，我们全家已经没有一个人非要看那些大部头不可了。

在报摊上看报纸的时候，老刘往往叹气，这时候老周就会凑上来搭话。 “你儿子多久没回来了？” “三个月？要么就是五个月，记不太清了。” “要我说，去城里也没什么不好，享福嘛，也是儿女的一片孝心。” “噢……倒是不错的……我在那边住过两天，”老刘的双手比划着，做出一个好像一只螃蟹在水里面游泳的姿态，“憋得难受。” 这时报纸差不多就看完了，他站起身来，旁边老周也盖上茶壶盖，做出一副努力站起来送客的样子，最后隔空喊几句话： “走啊？” ——“走啦！” 然后目送那个亮晶晶的头顶消失在罗格街的拐角。 有一个周六，我买了半份烤鸭，一份春卷，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撕破了装烤鸭的纸袋，就到老周的报摊上要他抽几张干净纸来。 他朝老刘撇撇嘴，大意是自己摊子上的都是要卖的，免费的报纸还是得去找“地中海”寻。 老刘皱皱眉，不过还是前后翻了翻，从一沓里抽出一张印着招聘启事和壮阳药广告的版面给我。 “烤鸭？这样的日子最好还是吃螃蟹，煮蟹，汤国黎[*]最爱吃。” “还螃蟹……哼……”一旁的老周远远地为我解围，“你看看自己还有几颗真牙？”——他说的也不错，不过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恐怕都没有我一个人的牙多了。 “牙口不济归不济，有些东西可不能舍了。”说完，老刘接着看报纸，留给我一个亮亮的脑门。 我道了谢，却有些尴尬，即使在我亲手把一份份的《早报》送到大小报摊老板手里的年岁，它刊登的文章质量也实在不敢恭维，纸媒现在行情这么淡，能有多值得一看呢？ [*]汤国黎：章太炎妻。

罗格街的街口，有一个差不多被“最小化”了的书报摊，老板是个老头，花白头发，瘸了一只腿，姓周。 他年轻的时候大约走过口外，打过渔，片儿刀耍起来像一团雪花——当然，这都是我边看武侠小说边从他脸上的皱纹里脑补出来的。 天晴的时候在路北的空地上，下雨的时候则是在南边饭馆的屋檐底下，老周坐在折凳上，泡一杯岔，冷不丁地招呼一声：用的是最难懂的虞江方言——他确实是这里真正的土著。 姓周的人在这附近并不算少数，可大家都默认了“老周”这个名字就专属于那个在罗格街和新民路卖报纸的老头。有人说附小刚搬到新校区的时候，他就在这儿落户了——后来这传言被证实为假：实际上老周的报摊在此处开张的时候，附小的老校区都还没建成。 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我天天要出门吃晚餐，大部分时候是端着饭盒，到对面中学的食堂里要一荤一素，只有周末放假的时候，才拿上两张票子，到挂着烤鸭的店里装模作样地点两份小炒，那里的油炸小黄鱼，是天下无双的东西。 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等我吃饱了肚子回家的时候，报摊的边上就多了另一个老头，他看上去和老周差不多大，却从来没有引起我“深藏不露”的遐想——他的发型完美地贯彻了中央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援中央”，无论金庸、古龙或者倪匡的小说里，好像从来没有哪个武林高手留着这样“地中海”式的发型，《倚天屠龙记》里有“光明顶”这个叫法，然而那是地名，算不得数的。 老周称他为“老刘”，方法他从来就没有名字，事实上，任谁都觉得比起那个卖报纸的瘸子，他格外多了一份稀松平常。 老刘差不多把这小小的书报摊当作了免费的图书馆，他实际上如入无人之境，翻翻这本，看看那本，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说几句闲话：无非是儿女工作孙辈上学之类的事，然后就坐在另一把折凳上看报纸——永远的《虞江早报》。 那折凳和报纸一看就是给老刘特意准备的，他看报的时候不戴眼镜，却把报纸放得很远，仿佛那薄薄的一沓会咬人似的。 折凳和报纸在我的生活中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附小上学的时候，那时还是两个人同坐一把长条凳，一到考试要分开坐，就商议同桌两个，一个从家里带一把矮矮的折凳，另一个抱来一把高高的太师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走廊里、操场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凭空多出一套额外的桌椅，因此一到考试前后，校门口满是抱着折凳和太师椅的学生，也不蔚为一种奇观。[*] 而《早报》对我则有更特殊的意义，做日报社的小报童，是家长能接受的不多的几种孩子们“创收”的手段之

木星是一个长着一只巨大眼睛的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我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在一个小小的天文馆的展览室里，一群孩子排着队，吵闹着，每个人半分钟，看完了还要赶着去下一个项目。而我在里面只觉得晕晕乎乎，望远镜里的东西，一会亮，一会暗，看不真切。 下一次接触天文望远镜，估计要等到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少年宫的时候：那时的我可能已经长了不少的白头发，或者干脆掉光而没有发白的机会。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我半蹲在地上，又不好意思看个没完，只好象征性地把脸往目镜前一摆，“嗯嗯……挺好的。” 于是，完了。 等到退休之前，我都不太可能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望远镜，即使侥幸得到了，天台、假期、空气，都很成问题；而在退休之后，近视和老花，我大概是都逃不掉的，连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老家伙，颈椎腰椎都不好，弓着身子，两分钟就出一身大汗，腻腻的，仿佛吃多了猪油那样的难受。 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木星。

我曾经无意之间得到一只乌龟，下暴雨的时候，它顺着沟槽爬到我家的院子里。 背上长满了青苔，仿佛一块了无生气的石头。 听人说，乌龟多有活到几千年不死的，明朝时候有人从河里得了一只，背甲上刻着的还是两汉的年号；而在家乡若有若无的神话里，乌龟更是通灵的宝物。 商量之后，我家便一致认为，这龟少说也得有一二百年的寿命：既然得到了这样的估计，我更以之为“半神”，看它的背甲，它的四足，它偶尔摇头摆尾的样子，无一不有“北方玄武”的姿态，以至于每日三餐，有时自己还来不及吃，便先把一些小鱼小虾丢进为它专门砌成的池子里，看到它仰起头要饱餐一顿，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后来朋友到家里做客，偶然听起这乌龟的故事，就执意要看一眼：他是养龟逗鱼的老手，遇到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肯放过的。 “这……这怎么是玄武龟呢？”他的表情有些无奈，“这是近几年飘洋过海来的入侵物种，肯定是有人乱放生才跑出来的。” 听了这话，我怏怏地坐到一边，后来，给它喂食的热情就消散了。 又过了几个月，临近考试，烦躁于夜里听到它的爪子抓挠水门汀的声音，又听说这种龟不能放生，就专门给朋友打了电话问。 问来的结果也倒是简单：一点点从市场上买来的药粉，下到水里面，巴西龟就死掉了。 在那之后我时时想，这巴西龟从没有开口说话，它的背甲、四足、姿态，也并非故意长成这个样子装作玄武龟讨我的欢心，要说它曾经“欺骗”过我，实在是谈不上的。我对于它的态度的陡然转变，与其说是受了欺骗，不如说更多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愚蠢和偏见使然。 这使我倒比受了欺骗更加痛苦了。

这次我打算， 谁都不告诉。 省得大家又， 空欢喜一场。

如果你也因为种种原因在天亮前醒来，辗转反侧而无法入睡，不妨倒一杯热茶，到窗台上等一等日出。 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天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太阳从黑暗中透出一个细细的金边开始，一点一点把天穹的四野都渲染上一层鹅黄色的光芒，和残留的夜色暧昧着、拉扯着，直到它全然地露出金盘似的身躯，才带给世界真正无穷的光芒。 可真正目睹了日出，才知道这“想当然”的虚妄。 像是从炉中迸射的火焰，天亮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到那紧要关头，甚至容不得人们眨眼睛，在一呼一吸之间，红色和蓝色就交替占领了天空，尚来不及反应，一道刺目的光就穿透了整座城市，照亮了人家的门扉和窗户，倒映在每一滴露珠上，闪耀着炽热的火光，呼喊着： 光明！ 光明啊！那些独爱在阴沉的夜里呼啸、撕咬和咀嚼的虫豸们，我劝你们，要么归化，要么潜逃，须知也许下一秒就是东方日出，到那时，再不许丝毫的黑暗留存在世界上。

一次， 我曾经见过， 有一个巨大的泡泡， 她的头倚着探海石的时候， 一只手能抚着梳洗河边的杨柳枝， 太阳出来的时候，光被她分成七种颜色， 一种照到青年路的尾巴，那间小小的书店里， 一种照进艾萨克牛顿那黑漆漆的阁楼中， 一种照进街角桃酥大王的柜台上， 微风从远处吹来的时候， 她在风里飘荡， 飘啊飘， 飘过山林田野， 飘过后街小小的招牌， 飘过每一支即将启航的船头， 飘过沉睡的城市和同样沉睡的你， 最后飘进我浅浅的梦里， 我想伸手抱住她， 一着急， 啪！ 却破碎了， 她变成一洼露珠， 缓缓地流出我的眼角， 沾湿了枕头和母亲的怀抱， “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做了噩梦？” “我才不会哭呢，妈妈。” 那不是眼泪， 是泡泡。

约莫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下冰雹，我和父亲坐在房厦底下，吃着瓜，看着院子里忘了拿回来的脸盆：它已经被砸成了红色的蜂窝，大概再也不能装水了。 我大概是说了一句“好喜欢冰雹”之类的话，其实，只要是不上课我都喜欢，并不一定非要冰雹。 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记了大半，但仍然清楚记得，父亲忽而沉下脸，正色道：“冰雹？冰雹又算什么好天气呢？……灾害，下了冰雹，要减产的。” 说来惭愧，我在玉米地里抓过螳螂，在桑树林里吃过桑葚，在红薯垄边偷过地瓜，然而对于增产减产之类的事，是一点也想不明白的，当时的我只觉得爸爸有些不讲道理：学校里因为冰雹，特地放了两天应急假期，人民教师们也在其内，你不因此才得了额外的机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能够好好吃几片西瓜看两场中超？反过来又骂人家是“灾害”，未免有点太不仗义！ 如你所见，我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精神，以及看出殡不怕殡大的市侩习气，台风、冰雹，或者连绵几天的特大暴雨，都引起我特别的兴趣。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灾难片，妈妈往往掩上了双眼，“哎呦！”，父亲也难免要沉默着叹几口气，只有我仿佛打了一针兴奋剂，攥住了遥控器绝不肯换台。 但现在的我，毕竟不是当初一心吃瓜的小孩子，我总是要懂得许多“大人才知道”的道理，明白了喜欢也分好多种，并不是都可以偷偷往别人的铅笔盒里塞奶糖了事——有的喜欢，可以而且应该大声讲出来，有的则要悄悄地写在日记里，还有点，最好烂在肚子里，带到坟墓里去，无论对于天气还是人还是别的什么，都一样。 甚至偶尔，听到冷饮店里打翻了冰罐儿，或者小铁铲划过装荔枝的冰盒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都会像被雷击了一样打一个冷战，蓦地想起那个下着冰雹的下午。 灾害啦，这又算什么好天气。

在夜里，我偶尔做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夜晚的原野上，点燃着跳动的篝火，围着的是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或坐或立，或喜或愁，各不相同，火焰照亮，却也暗淡了每个人的脸，把五官整个都模糊了，好像蒙上了一层鹅黄色的毛玻璃，只有相互洇染的色块和并不明确的轮廓，他们都好像有某种使命，虽然未必相同，但在“有无”这一问题的解答上，却足以达成一致，他们好像都在等待着什么发生，又好像都期待着什么不发生，总之，脑子里虽然空洞，却又如着周围的黑夜一般的冷静。没有一个人出来打破寂寞，人人都好像对这气氛甘之如饴，虽然预感，那当发生的发生，或不发生被证实的时刻，将是永远的各奔东西。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又或者，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 人人背负着自己来到这里，默默的，又最终总要离开，也是默默的，似乎害怕惊扰了这夜的宁静，又或者，不愿自己成为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什么——这营地好像有来来去去的面孔，又好像从来只有一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