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江早报·A

罗格街的街口，有一个差不多被“最小化”了的书报摊，老板是个老头，花白头发，瘸了一只腿，姓周。

他年轻的时候大约走过口外，打过渔，片儿刀耍起来像一团雪花——当然，这都是我边看武侠小说边从他脸上的皱纹里脑补出来的。

天晴的时候在路北的空地上，下雨的时候则是在南边饭馆的屋檐底下，老周坐在折凳上，泡一杯岔，冷不丁地招呼一声：用的是最难懂的虞江方言——他确实是这里真正的土著。

姓周的人在这附近并不算少数，可大家都默认了“老周”这个名字就专属于那个在罗格街和新民路卖报纸的老头。有人说附小刚搬到新校区的时候，他就在这儿落户了——后来这传言被证实为假：实际上老周的报摊在此处开张的时候，附小的老校区都还没建成。

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我天天要出门吃晚餐，大部分时候是端着饭盒，到对面中学的食堂里要一荤一素，只有周末放假的时候，才拿上两张票子，到挂着烤鸭的店里装模作样地点两份小炒，那里的油炸小黄鱼，是天下无双的东西。

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等我吃饱了肚子回家的时候，报摊的边上就多了另一个老头，他看上去和老周差不多大，却从来没有引起我“深藏不露”的遐想——他的发型完美地贯彻了中央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援中央”，无论金庸、古龙或者倪匡的小说里，好像从来没有哪个武林高手留着这样“地中海”式的发型，《倚天屠龙记》里有“光明顶”这个叫法，然而那是地名，算不得数的。

老周称他为“老刘”，方法他从来就没有名字，事实上，任谁都觉得比起那个卖报纸的瘸子，他格外多了一份稀松平常。

老刘差不多把这小小的书报摊当作了免费的图书馆，他实际上如入无人之境，翻翻这本，看看那本，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说几句闲话：无非是儿女工作孙辈上学之类的事，然后就坐在另一把折凳上看报纸——永远的《虞江早报》。

那折凳和报纸一看就是给老刘特意准备的，他看报的时候不戴眼镜，却把报纸放得很远，仿佛那薄薄的一沓会咬人似的。

折凳和报纸在我的生活中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附小上学的时候，那时还是两个人同坐一把长条凳，一到考试要分开坐，就商议同桌两个，一个从家里带一把矮矮的折凳，另一个抱来一把高高的太师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走廊里、操场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凭空多出一套额外的桌椅，因此一到考试前后，校门口满是抱着折凳和太师椅的学生，也不蔚为一种奇观。[*]

而《早报》对我则有更特殊的意义，做日报社的小报童，是家长能接受的不多的几种孩子们“创收”的手段之一，而且不像过年时候磕几个头就得到的“巨款”，他们也实在不好意思收走这事实上的辛苦钱。

虞江日报社的小报童，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少的时候也有七八个，每个月都会按照销售数量拉一个单子，我还曾经侥幸得了几个月的第二名——这荣誉得来的其实并不光彩，一份五毛钱的报纸，书报摊的进货价是四毛五，小报童们则沾一点光，四毛三多一点就能领到一份，于是我就每天起一个大早到日报社买上几百份，然后等到六点一刻以四毛四的价格卖个各个报刊亭——这确实算不上侠义道上光明磊落的手段，但这都是极早年间的事情了。我当初唯一好奇的是，在我和几乎小半个虞江城的报刊亭老板都建立了“可靠的商业往来”的几个月里，仍然排在我前头的小姑娘是怎么做到的：我走街串巷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她，到了领奖的时候她却在我头里。

到了最后我们两个都毕业考上高中的时候，小姑娘拿到了一千块钱的“年终奖”，作为先进典型，报社还给做了专访，照片就印在报纸的封面上。而我只有五百块外加一捆长城铅笔——用过的人都知道，就是那种后面的橡皮能把试卷擦烂的那种铅笔。饶是如此，有个带着金表的负责人还一再嘱咐我要把铅笔分给小朋友：《虞江早报》那时的发刊量惊人，估计很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投入到这项饱含辛苦的工作中。

有人说我有头脑，也有人说我不实诚，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这已经是极早年间的事情，我赚了人生中第一桶金，也交到了几个不错的朋友，这已经实属不易。

瘸子老周一直是夸我有头脑的那个，几年间他从我手里拿了不知多少便宜报纸，阔气点说，就是请我去吃一顿烤鸭子也是应该的，有好几次谈到这件事，他都眉眼含笑地说我是做生意的好材料，“十一岁就做了‘倒爷’，打小我就看你小子行！”；而地中海老刘则总是说我不实诚，每次我把报纸交到老周手里的时候，倘若他看到了，就要小声嘀咕一句：“投机倒把喔，这样不好的。”

只有我初中毕业“金盆洗手”的那一次，老刘一反常态地没有追究我“投机倒把”的罪责，而是指着那个印着小女孩的照片的封面说：“小子，这上面印的应该是你的。”

我心里既觉得奇怪，又觉得暖呼呼的，学着电视里那些大侠的做派挥挥手道：“嘿！小女孩子家家的，不跟她一般见识，哈哈哈哈！

[*]史载明清两代科考，为了防止夹带舞弊，山西陕西的学子们进考场的时候只被获准穿一件羊毛坎肩，想来考场外一片羊毛如云霓舞动，和校门口摆满了硬木太师椅，其光景都大有可玩味之处，读史至此，不免引人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