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江早报·D

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正碰到老周在收摊，他说老刘要去城里享福了。

“这三五天就走，二十六号他儿子开着车回来的，也收拾旧东西，”老周说，“那些破书旧报纸，找了那个收破烂的‘一支眼’，都给拉走了。”

他兴致高昂地说起那天的场景，眉毛一跳一跳的，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开心，但经他描述，从老刘的儿子迈进门，到拉着板车的“一只眼”从院子里出来，都好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了。

我听后倒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恐怕也颇为寂寞。

“不过，我看他好像不大愿意走的，你要是有心，可以老时间来见他一见。”老周举起茶杯，“嘿！我们这些老东西，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说着这么沉重的话题，他的眉梢眼角倒好像恢复了刚才的兴致：他好几次跟我说起过，自己的一条腿是年轻时候跳火车被碾断的，要不是刚巧有个医生早上沿着火车道去上班，自己肯定是没命了。从出院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改了生日：虽然没正经吃过蛋糕，也不会唱什么生日歌，但多活的每一年，都是“挣老鼻子”了。

正好，我也打算找一辆货车把存在亲戚家里的那张大橡木书桌搬回去，那烤鸭店里的小黄鱼，也是不容错过的，就干脆放宽了心，就天天晚上出来逛，好在是下棋的、斗牌的、遛狗的、走街串巷给人刮胡子净面的，我都认识，倒也没闲着。

可是等了三五天，都没见老刘的影子，听几个老邻居说，怕十一放假路上堵，头一天夜里就搬走了。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终究还是该问一句，“他年轻时候是干什么的啊？”

“哟，咱还真不知道，看他整天抄抄写写，八成是个文书？”一个说。

“也有可能是个会计。”另一个补充道。

“说不定是个老师。”最后一种可能也出现了。

总之，我还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