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我们不是没有好的运动员、教练员，更一般的说，我们不是没有好的同志。甚至说，百分之九十是好同志，至少可以教育成好同志。 但是有人相信他们吗 ？ 不，我们不相信，我们从来都不相信。 徐梦桃参加过四次冬奥会，第一次没有夺冠，第二次没有夺冠，第三次也没有夺冠。 这能说明什么呢 ？ 说明中国人必须沾点白人的血统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才能保持腿不打晃 ？还是冰雪运动注定是有钱人的玩具，一个烧烤店主的女儿就不能参加 ？ 难度动作世界第一，总积分排名世界第一，女子最高得分记录保持者。 可是我们不相信她。 我们更愿意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明身份的天外来客身上。 旧军队的旅长带着队伍上山来，我们抱团排斥他的出身； 农名的代言人带着农会上山来，我们威胁剥脱他的党籍； 安源的工人们携手并肩上山来，我们批评这是盲动主义； 我们宁愿把指挥棒交给王明，交给李德，或者博古，或者鲍罗廷，或者罗易； 或者任何一个从外国来的能读写洋文经书的钦差大臣，我们甚至愿意相信敌人，可唯独不愿相信自己。 我们不相信他。 我真为他感到不值得。

 樊於期道：“很好的故事。” 燕丹道：“很好的刀。” 荆轲道：“要看看才知道。” 拔刀。 “好快的刀！” 这不是我说的，是樊於期说的。 从樊於期的嘴里说的。 他的嘴在脸上，脸在脑袋上，脑袋在地上。 血从腔子里喷出来，像风穿过竹林的声音，很好听。 荆轲道：“有了他的脑袋和这把刀，我可以去杀嬴政了。” 燕丹道：“我还以为你要我的脑袋。” 荆轲道：“你怕了？” 燕丹道：“我更怕嬴政。”

 天下铸剑师都汇聚在赵国。 这是说曾经。 至于现在，不是没有铸剑师，而是没有赵国了。 只有赵嘉在代地。 他知道燕丹交了一个奇怪的朋友。 燕丹奇怪的朋友需要一把宝刀。 他召集了最好的铸剑师。

 燕丹朝着荆轲和樊於期道：“朋友！” 荆轲冷冷地看着他：“我不是你的朋友，朋友是用来出卖的！” 燕丹的额头流下一滴汗珠：“我没有出卖你。” 樊於期道：“你求他去杀嬴政，却带来一把废刀。” 燕丹道：“上次是我看走了眼。” 荆轲从袖子里扔出来那把废刀。 那甚至不能称之为一把刀。 很多裂缝，很多气泡，好像用手就能捏断。 “你就让我带着这样的东西去杀嬴政吗？” 燕丹道：“朋友，这次不一样。” 他把那只木匣放在了地上。

 蓟都古城。 街上一个人在狂奔。 他满头大汗，一只手拿着木匣。 天空中，有一只秃鹰。 鹰在盘旋，盘旋在艳蓝色的天空下，在等待着他的死尸。 秃鹰喜欢吃死尸。 他还没有死，所以他不是死尸。 他已经快死了，要么现在，要么嬴政来之后。 他是太子燕丹，江湖人称：要命的燕丹。 有时候燕丹自己都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很要命的人。

 吠陀奥义书载，古印度人不习丧葬，但有人死，便以裹尸布草草包缠裹覆，弃于道旁，但伺日久，便成所谓“弃尸场”，其中断骨林立，残肢四布，一派凶恶景象。 而这弃尸场距离市镇不远，一到夜晚，流浪汉、乞丐、疯癫之人便委身其中，自称“圣贤”，与“天女”饮酒作乐，号称无上修行法门，无非是奸污尸身，以为淫乐，啖人残体，以为血食。 没想到年深日久，这疯癫之人竟创出一宗性力教派，提倡邪淫，更兼以创自尸林，便有一套崇拜尸身、尊奉骨殖之说辞。 其实古印度佛教陷于空有之争，其势既衰，便引性力派称为“密宗”，密宗北传至番藏，称为“密藏”，其教义一味杀生害命。但到祭祀之日，便捉穷苦人家百姓来，将男子折臂断股，以为人牲，剖杀老者，取湿肠献祭，女子之中，样貌平常的，剥取人皮，蒙作鼓面，面容俏丽的，纳为姬妾，以偿肉欲，将好好一个藏地，折腾得宛如尸山血海。 种种骇人之举，皆因古印度尸林之中淫乐为始。 与尸山边起舞，于血海畔狂欢。 外道邪魔，从来如此。

 最近偶然和老人聊起年轻人就业的问题，说起“包分配”这个事儿，一个石油行业的老同志，一只手端着茶杯，一只手举在半空： “那时候只要石油大学毕业的，九成九都分配到石油行业工作了！” 说完，那只高举的手“咵”地落下，像是斩断了什么东西。 平心而论，我当时是有些不屑的：石油大学啊石油大学，你的专业难道都和石油有关？那些学历史的，学数学的，学新闻的，学医的学法的（如果真的开了这些专业的话），也要往石油行业里塞？那不乱了套了？ 突然又想到：当初流行的是“企业办社会”，和现在不能比啊。 某某厂，配套的有厂办中学、子弟小学、职工夜校、托儿所、养老院、内部报纸、医院、图书馆、经常的出差目的地有招待所、为了满足员工福利，有自建的食品厂、啤酒厂、厂区之间有员工班车，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有自己的施工队、物业公司，厂区偏僻的，有专门的供电局、供水局，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关于“企业办社会”，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都有自己的论述，关于效率和公平的争论，我想是一个永远都没法真正解决的问题，在此也就不再赘述。 然而，这种做法的一个毫无疑问的副产品，是建立了一支平均水平极高的文化从业者队伍。 他们中的每一个，既是半个记者，又是半个工人，其文字水平足可以担任粗制新闻的采访、撰写工作，其专业水平又能保证新闻材料不出现令人捧腹的低级错误。 我们可以想见：以这位老同志所在的石油行业为例，某人在高等教育阶段，同时接受了完整的石油业务专门教育和新闻学培训，在某石油炼化企业长期担任内部通讯社的通讯员，对石油开采、存储、蒸馏、运输、使用都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定期撰写行业内部新闻，接受厂内读者的反馈，经常向专业的报社和通讯社提供稿件，最终某篇出色报道被某大记者发现，经过适当的删改润色后刊发全国，引起热烈讨论。 以上，是一件非常清晰、可行性极高，并且事实上确实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 “企业办社会”崩溃之后，这种土壤被彻底摧毁了，新闻从业者的培养开始转而追求“泛用性”，新闻专业的专业课程，所有与具体行业相关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只剩下一些大而无当的所谓“社会学”云云的课程，你已经不再可能在任何一个大学的新闻学院找到任何一个学生，同时学习“如何分离轻质燃油”和“如何完成新闻采编”，原因很简单：既然没有人能够对他毕业之后前往石油行业工作做出保证，就没有人有资格要求他接受这样古怪的培养方案，结果也很明显：你不太可能找到任何一个好

王沪宁上世界末访美半年，写出了一本小册子。 当时正是美国的golden age，苏东集团垮台，外部矛盾一下子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吃了这么大的红利，隐含的内部矛盾一时间也可以从长计议。于是不少政治学者开始宣传“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社会发展的终极命题的终极答案：“政治学的大厦已经建成，后辈学者只需要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就行了。” 除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外，这种论调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依据。 王在描写美国风行的信用卡时，不得不荡开一笔，先向中国的读者介绍这种“塑料制成，有磁条，可以存储信息的卡片”，原因无他，在刚刚丢掉了粮票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信用卡近乎于外星科技，不对它的外观和内涵做一点细致的描绘，是没法顺着笔者的意思继续读下去的。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描写日本君主的宫殿，“其顶皆用精金为之，房屋地铺金砖”，接着吐槽热南亚的乡巴佬没见过世面，所以“言之无人能信”。当然，日本皇宫的金顶金砖现在来看多半是一种类似琉璃的玻璃瓦，但两处描写的笔意之相似，让人感慨：东方和西方仿佛并不在同一个地球上。 我谓美利坚是天上人作。 然而就是在这么一座天上人居住的大厦周围的天空上，王沪宁发现了几朵乌云，其中一朵被如此描述： 文化相对主义暗含的逻辑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不能接受的。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德行。 教师在课堂上不敢教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着这种对“多样性”的追去压倒一切的话语体系下，天使打败了魔鬼是一种非正义，因为魔鬼的消失无疑导致了“社会多样性的缺失”。既然“打败”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错误，那么纠结谁是天使谁是魔鬼也就没多大意义，“是”和“非”的界线变得模糊，它们本身也无足轻重了。 然而，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浪潮里，一小部分美国人还是在拼命挣扎： 布鲁姆认为每一个教育系统都有一个道德目标，教育系统力图达到这个目标，并在课程中体现这个目标。 一言以蔽之，教育来自于对人的期待，而与之配套的一切——教师、学校、课程——都不过是完成这种期待的工具。马丁路德给普鲁士各镇议员写信，希望由市政厅出面把所有人都送到教会学校“以使每一个信徒都能独自读写圣经”，这也成为了后世所谓义务教育的滥觞；二百年后这种国民教育真正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腓特烈的目的也不过是多培养一点合格的炮兵，以便能把法国人的脑袋轰开瓢，而他建立起来的这种纲领也成为所有想要求得生存和

细节之丰富，仅在半段之中就可见一斑： 左派对于工人运动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左派不一定会搞工人运动，搞工人运动的也不一定是左派，俄共（布）建立了契卡打击罢工，可作为前半句的注脚，民主党“打马恩牌”希望维护金融资本的超然地位，则是后半句的证据； 然而，只要客观上有利于斗争形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也不排斥和哪怕是“右派领袖”的黄爱等人达成某种协同，后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谈判、妥协也是如此； 共产党能够和无政府主义者谈判，并达成一个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协商这两个事实就从一个侧面证明：走到斗争一线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有文件、有组织、有纪律、上下级关系，当然，也有领袖的，和现在一些只是因为不想准时参加组织活动就号称自己是“安那其主义”的人不同。

和珅的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治天下的是帝王士大夫，至于穷鬼们是不足虑的。 由是织成一张细密的天罗地网，即所谓“统治的艺术”云云。只要能把握住这个主心骨，其他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紧要的不可能是救灾问题，也就更不可能是粮食问题，也就更更不可能是土地问题，也就更更更不可能是制度问题——上下所考虑的，不过是怎么在稀粥里掺进沙子堵住人的口，用蒙和骗做得过且过的遮掩。 然而“不幸”的是，就像凯子一样，农民也会觉醒的。 和珅是乾隆十五年生人，剧中面相已经四十出头，距离他物理上的灭亡已经时日无多，而物质上依靠番薯、精神上依靠蒙骗构建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已经走到了最后一个休止符上。 一转到嘉庆，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驱赶流民涌入城镇山林，结社组织于是风行：有白莲教大起义，义军辗转川陕楚豫数省，《清史稿》称将大清的国库消耗一空，九年后，天理教徒又在河南、山东、直隶一代起义，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中；又过二十年，广西的洪秀全振臂高呼，天下响应。 而在农民起义之间间杂着的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一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剪影：洋人们进入北京近郊，当地农民为他们指出通向圆明园的步道，而在向御座杀奔而去的路上，有远远站在一边看热闹的闲汉，有提着以篮子青菜和鸡蛋希望和洋人换一个纽扣的妇道人家，北京护城河边，孩子们指给他们一条平时捉迷藏的小路，到城下，路过的行人帮忙扶着梯子让他们从容登上那条宽阔、厚实，几百年不曾陷落的城墙。 没有人还觉得大清是“我的朝廷”，也没有人觉得那些专门研究在救济粥里掺沙子的人是“我的老爷”，人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走上街头，去路边看一群暴徒打败另一群暴徒的活话剧。 大清的倒下，不如说就是被和珅掺进去的那一把沙子所冲垮的。

 纵观世界上的革命活动——或者说，干脆叫“造反”罢，极容易发现一个具有通性的事实：那些受不了压迫而起来的人，无论是工人、农民、士兵，似乎并不把宝贵的生命当做一回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对于敌人，他们并不节制屠杀，对于自己，他们也并不恐惧死亡；得胜了，就杀个人头滚滚，打了败仗，也“不过是碗大的疤”：杀和被杀，似乎都并不是什么紧要事。 反有造反之前的教育活动，总的来说是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教育：这种教育，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可以被分成两个互相矛盾的部分：在演讲台上，在教室里，他们举起烫金封面的书籍教给人们“生命只有一次”和“生命最值得珍贵”这样的好词句，而在实践的生活里，他们眼都不眨地把饥饿、寒冷和瘟疫强加给他的“学生”们。写下诗歌教会人们宝贵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定下严酷的刑罚剥夺它们。 “生命宝贵”是他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教条，“生命低贱”则是他们事实上肆意屠杀的实践。 革命群众看到贵族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孩子死掉了，一群贵妇人围在尸体旁边哭，不仅不觉得惋惜，反而会觉得诧异：这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生病了又缺医少药，我们的小孩子都是这么大就死掉了。 他们并非从来就不爱惜孩子，只是哭过太多次的人，眼泪也会流干的。 须知，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交替出现两种大屠杀：一种是在造反的激情里，出于愤怒而进行的排队枪毙，法国的路易一家、俄国的沙皇一家，都因为这种屠杀掉了脑袋；另一种则是在日常的冷漠里，出于贪婪而进行的群体绞刑，把饥饿、贫穷和侮辱的绞索套到每一个穷人的脖子上。因第一种屠杀而死的人也许成千上万，因第二种屠杀而死的人则必然不可胜数，只不过他们不姓路易，也不姓罗曼诺夫，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把他们的头像刻在金币上，他们死去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们著书立传、拜祭招魂。 救助孩子，保护妇女，宽恕敌人，爱护自己，都不是最大的正义： 唯有反抗是最大的正义。

 每一个小学生应该都写过“我有一个梦想”的命题作文，而作为一个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的小孩子，我难免要去问我父亲关于“梦想是什么”、“怎么实现梦想”之类的问题。 说来说去，他只好拿自己做例子，说起自己青年时代对于“农转非”的期待以及小半生里为了拿到一个非农业户口所做的努力。 天啊！他只道是回答了他幼小的儿子一个略显超前的问题，哪里知道给我的作文留下来多么大的困惑！ 要弄清楚“中国的户籍制度发展历程”、“双轨制经济的利弊”、“农转非的方法论”这好几个的大问题，没有几个专门的博士皓首穷经在书院里好好做几篇大文章是不行的。 为了完成一篇小学作文绞尽脑汁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也终于到了疯狂地迷恋文学作品并幻想自己长大之后成为诗人、作家或者艺术家的中学时代——那时我的理想职业是去写小说，其实现在，我偶尔也写一点虚构或非虚构的片段，算是对我那段青春岁月的感怀，这也是我这个集子所能结成的缘由。 一个中学生想要成为一个文学家，他首先会关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拿了奖：那时的孩子就是这么的单纯，以为拿了奖状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现在来看，非但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恰恰相反，被人碰到天上去，可能正说明这东西糟糕透了。 于是我就发现，那些作品的基调都是相似的：来到农村的城市青年的悲惨经历和心路历程，中间再驳杂地加入些自然主义。我那时尚不知道这叫“伤痕文学”以及这种文学题材——如果它真的是文学的话——也只是“文学”这个框架下的一个小分支，只不过他们写得实在太多、太快，又常常占据各种领奖台，实在是读不胜读。 然而我对照我小学时的习作，眼前闪过我父亲说起“农转非”时的神采，又不禁惊醒过来：城市青年生命中的前二十年和后四十年，都过着远比乡村青年富足得多的生活，仅仅是中间十年的同吃同住，就让他们哭爹喊娘了。城市青年在和父辈的纵向比较里产生了落差，因此痛苦地高声叫喊，创造出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艺分支来对一个时代做群体性的无休止的反思，甚至患上这样一种怪病：直到咽气的前一秒，喉咙里还迸发出含混的“利维坦”、“利维坦”云云的词语。可那和他同吃同住的另一个人——同样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子，也有一样的胳膊、一样的腰脚、一样的黑头发黑眼睛、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的一个人——终生都生活在那种值得哭爹喊娘的日子里，却没有人听过他们叫一声苦。当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的时候，人们说“这很公平”，两个人同样劳

近日我见不少了不少“假如是我”式的影评，其套路也都相似：假如我是编剧/导演/制片，我就拍ABCD，但是他没拍ABC，却把精力放在EF上…… 换言之，不是对于作品本身的观赏和评价，而一跃至于检查“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并为这种苛刻检查下出现的不一样而大发莫名其妙的脾气。 能跳出这种霸道窠臼的，才算写点合格的东西。

下午写东西写得胸闷，就顺着路边的荫凉散步，不知不觉走到班车始发点，这里最近几天都有送站的班车，许是时间还不到，几个拉着行李的学生和司机在外面坐着闲聊天。 远处有拍照片的，拍什么照片呢？答曰，毕业照。其实科学院的学生只在这个地方呆第一年，离毕业还远着，然而倒也不耽误大家欢欢喜喜地拍“毕业照”。 有个动物所的学生，假期结束就要到昆明的研究所去，跟同伴们聊起毕业之后，要去哪呢？也许武汉，也许重庆，也许就留在昆明——“我面试的时候去过一趟，挺喜欢那里的天气”，他如是说。 司机也说了一会话，谈起他年轻时的故事，讲着讲着动了情，说他当初因为受不了家里催他结婚，一气之下跑到怀柔旁边一个林场躲清静，兜兜转转最后转到科学院的司机班来了。 因为偶然路过昆明觉得“天气好”就要留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因为嫌弃父母催婚就从市里跑到乡下来，不说他们，我之所以到北京，说到底不也是因为面试的时候讲了几句俏皮话，在快活的空气里一激动就做出保证了吗？甚至我们的组织取名字，也不过是翻开字典随便选的两个好字眼儿，就这么赫赫地挂了若干年。 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进入我的脑海：原来我们都极容易在极重要的关口上，因为极细微的干扰做出极草率的决定。 其实，长大了去哪里读书？毕业了去哪里工作？工作要留在哪个城市？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这本来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然而越是重要，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往往越是不加考虑信口胡诌。 然而大家说起自己的以前和以后，都是兴致高昂，已经白了鬓角的司机大概心中有些怀念，青年学生们是来不及惆怅的，他们觉得自己就像巴颜喀拉山上融化的雪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崇山峻岭、峡谷隧道也能穿过去，最后还要一点一点长成滚滚黄河的。 我们都还年轻，觉得无论要做什么，时间都来得及。

《中国合伙人》 的故事，其内核光谱其实在中间偏右，某个电影学硕士，说它和“万众创业”相联系，故事又正能量，所以是主旋律，更进一步，是有新意的，跳出了之前四平八稳的叙事窠臼的，成功突围了的主旋律，有不少读者也支持他。 可问题似乎在于，一个阿甘式的美国保守主义价值观“活的灵魂”，怎么会是中国的“主旋律”？突围一下子突到反面去，东西也就不是原本那样东西了。 须得注意，“正能量”和“主旋律”虽然常常并排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两个就能划等号，夫妻两个躺在同一张床上却做着迥异的梦的事情，也是并不少见的。 中国的主旋律，天生摆在中间偏左的位置上，所描写的是个人与时代的相互联系，是左联“为了大众的文学”所播下的种子曲曲折折终于生发的枝杈，即使是王成的“向我开炮”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时代记忆，也是因为他和他的队伍为了共同的战胜帝国主义的理想站在一起，换句话说，是以王成一人之“小”，见志愿军百万人，甚至英雄的全体中华儿女之“大”，或者用斯诺的话来说，那镜头下也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王成，而是伟大的全体人民志愿军了。否则，即使是原样照抄其中的台词，再辅以精良的特效，也成了鹿晗上海大炮里的庸俗的歇斯底里，所带给观众的不再是热泪盈眶而只能是哄堂大笑。 明白了这一点，这种鼓吹“个人奋斗”的影片与中国的主旋律之间的距离也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其实是明摆着的了。然而，《中国合伙人》无疑是成功的，甚至再讨厌这种中右翼故事的观众也必须承认，至少在十年前，它是充分把握了时代脉动的优秀的个人传记电影。而电影一经拍摄被刻录在磁盘里，也就成了见过Medusa真容的勇士，变成了不说不动的石头，它与时代的脱节，真正不同的只能是时代本身。 即使在阿甘的故事发生的美国，这种保守主义的旗帜也在日渐萎缩，那里的舆论场，现在是身份政治和民主党价值观的天下，漫威和迪士尼的攻城略地，必然以派拉蒙沦为昔日六大的边角料作为牺牲。换言之，无论是太平洋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主张“勤劳致富”的朴素的中国梦和美国梦，现在都已经在苏醒的边缘，人们逐渐明白这样的鸡汤是真是假：或者至少它曾经是真的，现在看来则有些假。 《中国合伙人》只有在上映的那几年里才算得上恰当其时，在那之前和那之后，都不得不归于“毒草”一类：以前的人们对“自由”并不十分感冒，觉得这种给“先富”著书立传的片子是对平等的基本原则所下的挑战书，现在的人们正

  金乌从海底飞来 它纵身一跃，就升到九万里高空 它看到地上的丘陵 丘陵间弥漫着凛冽的雾 晨雾里游荡着幽幽的风 让我来！ 它急急扎入海中 那北海的地穴深处 飘飞着一团火 那火在海水里燃烧 那火在浪花里翻腾 金乌从海底飞来 嘴里衔着那盗来的火精 可九万里的空中 是无垠的虚空 那火暗淡了，要熄灭了 哪里有引火之物？ 让我来！ 它举起翅膀 那火点燃了它的花冠 它的羽毛，它的细绒 丘陵里有火光 火光里有太阳 金乌从海底飞来 浑身是灰烬和破洞 痛苦的嚎叫，凄厉的哀鸣 但那火仍在九万里高空 一颗燃烧着的心！ 让我来！ 它一头扎入海中 海水淹灭了它的一切 一颗心被火舌吞没 它究竟也不能长久 金乌从海底飞来 九万里空中是一只精灵 谁愿举起那火炬？ 把它高高举过头顶？ 谁愿继续那苦行？ 照亮那连绵的丘陵？ 让我来！ 我也戴着花冠 我也长着羽毛 我也生着一身细细的绒 我也愿把一颗心投入火中 我是今天的Prometheus 我要飞出永恒的迷楼

三星因为一条“女性半夜两点出门跑步”的广告被BBC骂。 一眼看过去还是“男权凝视”、“置女性于危险之中”云云老一套。 不由得让人心生遐想。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治蜀，十丁抽一，妇女支前，今天的话说是半个军国主义国家。 然而风气淳朴，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斗转星移，晋室南渡，开始有人怀疑这种社会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西行漫记》说红色政权在延安，能跑的马都送到前线，十三四岁的孩子当勤务兵。 然而人人有信仰，个个学文化，一派欣欣向荣。 悠悠又百年，市场经济大潮一来，人们又开始断言“在人间建不成天国。” 《东京梦华录》，是孟元老亲身的经历，描写那业已沦亡的汴梁。 市民经济大发展，四海珍奇汇聚一都，城市居民家里常年不开灶，天天出门下馆子。 结果靖康一过，避难江左，跟后辈青年说起，大家往往哄堂大笑，觉得这老家伙糊涂，把梦里的事儿当真了。 又百年后，南宋灭亡。就轮到一个叫周密的写《武林旧事》，描写那业已沦亡的临安了。 他跟小孩子说起当时的掌故，大家也是不以为然，以为这前朝的古董昏了头，拿大话来给后辈讲童话故事。 明亡后的张岱，自己都觉得恍如隔世；青云谱的朱耷，提笔就写“哭之笑之”。 现在又一次大退潮，正轮到BBC悲苦地质疑“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夜里两点还安全的城市？” 当人们开始怀疑黄金年代是不是真的存在过的时候，实际已经站在黑铁都要锈蚀的头里了。 经年以后，我们跟后人说起曾经，会不会也收到一阵哂笑？ 那湖心亭的雪，簌簌竟落了百年。

“人”和月亮、六便士之间的复杂关系，只在百无聊赖的绅士小姐的聊天里才存在。 或者说，抽象的“人”从来就是不存在的，一个身价百亿的富翁，即使没有月亮分他的神，也不会冒着扭了腰的风险去捡路边的一个钢镚儿，而一个晚饭还没有找落的乞丐，即使月宫仙子下凡，他也只能伸出手讨两个毛票先把肚子填饱。 人格平等，就是实际不平等的代名词。 在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广泛存在的条件下，在一个人须得仰着另一个人的鼻息才能吃饱穿暖的前提下，不打碎这种资本主义的奴隶制，就绝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平等。而如果在这种事实的不平等存在的世界里，却要极力宣传这种所谓的“上帝面前的平等”，如果不是刻意为之的话，就肯定是念经上头。 有些读者，张口闭口读书破万卷，实际上倒像是幼儿园的学生念白字一样，并不能理解一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是眼睛看到了“爱情”、“平等”、“上帝”之类的词语，就把自己哄得热泪盈眶：“看看看，这才是爱情呢！”，简爱明明可以不选择罗切斯特，但她还是作如此选，这是多么崇高的爱情啊！ 然而，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姐太太，不依附于这位绅士，就得依附于那位，娜拉走后怎样？只要没有真正的经济权，迟早还是要成为受赵切斯特、刘切斯特、李切斯特之流人物供养的玩物。 这不是爱情，是奴隶向主人交出自己的锁链的投名状，是属于奴隶的斯德哥尔摩。

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生大作业水平，那么，我自揣能用多长时间完成这个大作业呢？ 找一个OCR识别的开源代码，跑通、调好，大概两个小时，写几条Excel里检索用的正则表达式，大概十来分钟，封装成系统……可能要稍微复杂一点，用Qt写一个简单的界面，差不多要一下午，移植到移动平台呢？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好在身边作者的F君以前是南京大学软件工程的高材生，这样的东西自然是信手捏来的，挑一套母版读个半懂不懂，加个班改一改，差不多就可以上线了。 那么也就是说，交给两个本科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从事过狭义的软件开发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一天的功夫就足够做完了——如果并行开发，也许还用不了一天。 因此这能说明这套系统弱智，开发它的技术团队是弱智之母，没事找事吗？ 并不，反而恰恰说明滑稽的所在。 我们与疫情抗争了两年多时间，“健康码的第一段代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新闻还历历在目，然而两年多的时间里，如此简单的工作，如此明确的需求，竟然没有一个团队拿得出像样的产品，海量的健康码，还要交给人工收集、人工比对、人工排查、人工回访。 一项简单到甚至不足以算一个工时的工作，就足以解放无数的志愿者。 你们大可以嘲笑这样的工作“太简陋”，可是要是尚有良心，我相信你们也会脸红的。

汉末的诸侯里有一个叫袁术的，早早地称了帝：比后来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早。 其实他的地盘很小，只有淮河下游，从皖北到苏中，和河北的袁绍没法比，跟湖北的刘表也差点意思。 好在淮河下游土地富庶，人口众多，又是鱼米之乡，所以也算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袁术本人穷奢极欲，后宫妻妾数百人，都穿金戴银，淮南的百姓想吃饱饭只能捞河蚌，甚至人吃人。 这样的主公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连自己的部下都众叛亲离，于是先被吕布击败，又被曹操打垮。 撤退的目的地是他仲家的寿春，走到江亭的时候才刹住脚步：这里离大本营只有三十华里了。 袁术饿的不行，问军中随行的厨师：“有什么可吃的？”厨师回答：“粮食没有了，还有三十斗麦麸。” 当时正是六月，天气炎热，袁术又问：“能不能给我一杯蜂蜜水？”厨师回答：“没有蜜水，只有血水！” 袁术沉默良久，低头叹气，最后感慨地说道：“我袁术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吐血死了。 原来即使贵为一方诸侯，受困之时也未必能如愿喝一杯蜂蜜水的。 上海已经完全被封闭了，所有的民生物资都要靠外界往里送，更有如京东小哥自杀式投递，让人不胜唏嘘。 斯大林格勒打了数年，德军都未能占领伏尔加河东岸，围三阙一，苏联的物资和兵员得以不断支援到前线。 察里津在战前不过是一个六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不到上海市常住人口一个零头，何况病毒一来，更是人人自危。 从这一点上来说，给上海送饭不比保障斯大林格勒容易，给到各方面的压力，不比给苏慈宗本人的小。 强悍如扬基佬，能送到前线的，不过也就是点牛下水加防腐剂装起来的午餐肉罐头。 这不新鲜，那不营养——且不说是各省支援的，就算是花钱买，非常时刻就咽不下一口麦麸粥？ 辽宁没有疫情？山东没有疫情？江苏安徽没有疫情？还是外省的“乡下人”格外低人一等？ 要换我支援上海，告诉你们吧，既然是攻坚战，就拿出攻坚战的样子来。 大人，吃不上饭的百姓连淮河里的河蚌都捞干净了。 “没有蜂蜜水了，只有血水！”

政治动员力就像列宁手下的征粮队：说到底是一种应对突发状况的“自愿的迫不得已”。 征粮队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而存在的，当苏俄的各方面局势好转起来，列宁就毫不留情的取消了征粮队：团结起来的工人队伍应该解放出来去进行更伟大的斗争，远的不说，白匪和干涉势力还虎视眈眈地盯着新生的苏维埃，要是征粮队里少一个队员，前线就能多一个战士：然而很不幸，苏俄的农产品供给状况已经坏到这样的地步，征粮队里少一个队员，不仅前线要饿死一个战士，连他自己去前线后也要饿死。 因此，征粮队伍在苏俄建立起来的一开始无疑是必要的，但苏维埃俄国不可能永远靠余粮征集制巩固下去：如果它巩固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工农，那么至少它不应该无休止地向包括贫农、下中农在内的农民群体借不偿还的贷，如果它巩固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工农，那么它也应该注意如何能够在社会矛盾高度激化的一个半农奴制国家里长久存在下去以保证自己的剥削地位。 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坦白来说，如果按照马克思经卷上的定义，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特殊的，苏联、南联盟、中国、古巴，甚至朝鲜、越南，都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所谓“背叛”了它——自建国以来我们的国家没有一年不处在“危急关头”，所以我们的政治动员力就像瓦西里率领的征粮队、捷尔任斯基手下的契卡一样，一直处在一个斗志高昂情绪高涨的状态。 难道我们两个一百年走完的时候，甚至五个、十个一百年走完的时候，还要靠政治动员来克服困难吗？为什么先锋队在上海刚一打盹，就整个儿崩塌变成废墟了呢？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再有一百年，铁岭莲花乡的行政资源也不可能和现在的上海分庭抗礼，难道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铁岭还要靠“党员睡风口”来解决问题却建不起一座不漏风的战地医院吗？ 那我们的前途未免也太悲观了。 三岁的小孩子能搭起一座比自己还高的积木，然而因为没有遵循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只要手一松开，他的城堡就难免要垮塌：因此他就一只手扶着一只手招呼爸爸妈妈来拍照留念：多么温馨又多么可怕！ 他三岁的时候玩积木，五岁难道不要去上学？八岁难道不要学骑脚踏车？十五岁难道不要偷偷拉拉女孩子的手？二十五岁难道不要担起时代的重任去建设我们的国家？他能一直扶着吗？ 我们的城市就像这座积木的城堡，先锋队手一松，它应声就垮了。 自2019年12月开始，我们与新冠疫情斗争了两年多，武汉、绥芬河、香港、西安、深圳，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一切足以写成一本技术教科书了，按道

黄巢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想谋个一官半职，（史书特别记载，黄巢考的是进士科，比明经科要高一档，这似乎能证明他对自己的信心以及政治理想），结果屡试不中，最后一次离开长安时，心如死灰地写了一首诗。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涉及生产力发展，二是不提倡生产关系变革，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又推崇阶级调和的氛围里，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结果是它必须要不断地念经，不断地强调自我安慰，希望人人都有一块道德高地可以在被淹没之前略歇歇脚，强调压制欲望，存天理而灭人欲，不能嫉妒，不能暴力，不能愤怒——至少要做到“不行于色”。 很多自小浸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长大了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青年们，往往因此纠结起来：他们到底在纠结什么？原来马克思和孔子有冲突，他不知道如何取舍，穷人们饥寒交迫里的死亡和他个人“讲文明懂礼貌”的人设放在天平两端，他不知道孰轻孰重。有什么好纠结的呢？我想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要那抽象的唯心主义，还是具体的唯物主义？是要那机械的形而上学，还是运动的辩证法？ 有的人生下来就有信托基金保证他一辈子吃喝不愁，有的人劳作一生却因为贫困找不到一块巴掌大的墓地；有的人住在汤臣一品，嫌弃送来的龙虾不新鲜，有的人躺在立交桥下，因为不是上海户口领不到米面油；有的人发视频吐槽“栓Q啦在三亚只能吃七百一人的自助餐”，有的人写日记纠结“不加蛋吃不饱加蛋太贵”。 于是便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出现：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生气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拼命念经告诉自己“生气不好”又有什么用呢？难道穷人就不生气就吃得上战斧牛排吗？难道“差距”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愤怒和嫉妒反而是不合理的？难道吃肉的人作威作福，还要吃屎的人和他一块拍手叫好吗？难道我没有仇富的权力吗？竟有这样的道理？ 回到刚才，黄巢写了一首什么诗呢？ 待到来年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你们过得太好了，我嫉妒你， 等来年回来，我要弄死你。

一切都被雪覆盖着： 绿萝架、腊梅花、 点缀人间的红色的瓦， 甚至雪它自己， 都受着雪的威压。 它充塞了山谷， 它淹没了丘陵。 它是纯粹的白，是纯粹的黑， 它是无垠的雪，是无眠的夜。 于是，Pierides就住了手， 她看不到，因此就画不出， 她画不出，因此就看不到。 怕它来，怕它不肯走。 只有虫子是不怕雪的， 虽然他们的眼睛小小的， 嘴巴也小小的， 胳膊、腰身， 都是小小的。 可他们不怕， 他们知道雪就要消融， 冰冻的江河就要苏醒， 走走停停到大海， 沸腾弥漫到太空。 他们知道冬天即将过去， 就以雷声作鼓声， 隆，隆，隆； 咚，咚，咚。 从雪的身子底下探出头， 从冰的缝隙里伸出手， 小小的声音在合奏： 醒来吧，世界啊！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抖落满身雪，江海洗雷声。

如果说2020年里现实的发展还没有暴露出全部的真实而使大多数人所知道，那么2021年里它所发展的结果，已经足以使得哪怕最悲观的社会评论家们修正自己的理论：美国，以及以这个国家为象征的过去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的顿挫、衰陵和不可维持，以往哪怕是它的对手也不敢做这种大胆的设想，而现在，业已成为其追随者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 资本主义并不甘于自己的毁灭，这是显然的。带着箭的老虎，往往比平日里更显得威风，那是因为倘若他不张牙舞爪，就必然走向死灭——虽然即使露出尖利的牙齿和爪子，它的死灭也是早晚要到来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个庞大但是薄弱的环节，是否会因为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而走向隐秘甚至公开的撕裂，甚至发动垂死挣扎的战争？我想这是可以预见的。 就在欢度元旦的正当时，东欧、近东、拉美的矛盾正在日益走向不可调和，西哲有一个设想，宣称只要天下的母亲在一起开一个大会，就会消灭人类的一切战争，目前来看这是人类关于未来的设想里最愚蠢和最想当然的一个：以发生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尖锐矛盾举例，冲突开始于2021年吗？有一些人这么觉得，他们看到军列，闻到硝烟的味道，于是高呼道：“战争要开始了！”；冲突开始于2011年吗？有一些人这么觉得，他们看到日益枯萎的城市和乡村，于是高呼道：“战争要开始了！”；然而，冲突实际开始于1991年甚至更早：当一群人肆意地剥夺和鞭挞另一群人的时候，战争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说，当一群人开始居于人类之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异化的寄生虫，战争就已经开始了，人类争取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伟大战争，甚至和“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一样长——这样的战争是日益拓宽的资产阶级和穷苦大众之间的裂痕的产物，这种足以埋葬整个喜马拉雅山的裂痕，又怎么能是所谓的“博爱”和“宽恕 ”能够弥合得了的呢？ 2021年足可以做一个路标，在这以前，我们还有着“乞活”的梦，无论是拿起武器的，或是没有武器的，做的只是歇斯底里式的反抗——这种反抗既是阶级性的，又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性的，在这样的境地里尚做着反抗，足以证明无产阶级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我们是不甘于做牛马而努力做人的大写的人。而2022年，我想一个必要的转变，就是从“意识”转到“行动”上来，面对敌人的挣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手段？敌人要死灭，我们又是否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目前来看，尚是欠缺的，甚至面对敌人的一些并不能挽回局面的“反攻”，我们也没有足

关于秦晋背盟一事的评判，与孙权突袭荆州，新中国与苏联交恶等等，出自一系。 后人纵论天下，总以为此种摇摆是非必要的、恶劣的，甚至倒退的，殊不知一个国家、一个政治集团、一个社会组织，推而广之，任何人所组成的团体，其最终目的，第一则是要生存，以求得长久稳定的存在，第二则是求发展，以保证在一个较长时期不至于走向萎缩，第三才是求胜利，希望在战斗中压倒敌人。而这三个目标中，生存和发展乃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战争史》本身站着夏本位的立场，夷次之，黎又次之，于是，秦之联楚叛晋，便是“短视的”，“不可取的”，甚至于“卑劣的”了；《三国演义》本身站着蜀汉本位的立场，吴次之，魏又次之，于是，孙权的攻击荆州，也是“短视的”，“不可取的”，甚至于“卑劣的”了。 近来有人做这样的批评，于是，新中国当初与苏交恶而倒向美国的策略是否正确，遂成为可疑的了，又有人拿出主席的预言，如果中苏联手世界革命，最后结果是“社会主义集团胜利”来做自己的注脚。 批评家们丝毫没有想到，无论是秦还是吴，他们本身并不被绑在“某某的盟友”这一神圣高尚的祭坛上，正如新中国不是一个为了抽象的意识形态丧失自己成全对方的政权，而是一个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团体，无论是生存、发展还是胜利，其主语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盟友”，如果盟友的生存、发展和胜利成了某种反作用力，那也就不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此时的“盟友”就不再是“盟友”了。如果“社会主义集团的胜利”反而使得中国不能发展，甚至不复有独立的存在，那我们甘心失败而先求生存与发展。 地球上没有谁天生就是主角，也没有谁天生就在演职员表上排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