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战史》引管子的说法,大意是,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因此道德高尚的人建立国家以抑制富者对穷者、智者对愚者、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可见马克思之前,“国家是社会矛盾的调和”一种观点为古今中外所共有,因此,所有的“尊王”、“崇圣”之类的论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起来。 谈及所谓“管桓死而霸业终”,又谈及继任政治家如鲍叔牙过刚、隰朋早丧,不由让人想起安德罗波夫三年不到就死在任上、契尔年科更是只做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滑稽的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契氏上台时还正好活在“坎儿"上)。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霸权的维系,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必然性,但政权或者霸权的终结,有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以至于《战史》只能归结于所谓“天意”,虽腐儒之见,但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 齐国、苏联,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领导权稳定在有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包括活得长)的政治家之间交接的问题,看今日之特朗普与拜登之表现,似乎其政治之坏更甚于以上(毕竟,连续几任最高领导不及履政就一命归天,和稳定的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差的领导,似乎还更有可原谅之处),可见这一问题实乃是古今中外诸霸权都没能给出一个堪用的答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政治生活的“the question”,目前来看,尚不能做乐观的判断: 我们所实行的制度,从目前七十余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倘依照仿古的说法,自然是“尧舜禅让于贤者”,可观察其运行的诸多隐秘处,则多见政团相互斗争、路线倾轧的迹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上,并无超脱既往之处。 也许千百年后,后人编篡今人的史书里,也不得不记下“天意”云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 既立公之子,又继公之志,宋襄公是个十足的蠢蛋,也是个真正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