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不笑生的营地

自由派的领袖声称我们不珍惜“自由”！ 他们说这是“自由”！ 这是什么自由？是选择被这一个剥削者剥削，或者被另一个剥削者剥削的自由，是无罪却被蒙着眼的人选择使用断头台或者绞刑架来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是属于死尸的自由，是选择棺材是翻盖或者滑盖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你们大可以自己消受：   劳动者将给予你们这种自由：选择吊死在这一根路灯，或者那一根路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们是不屑于争取和拥有的，我们应当，也必将拥有新的东西：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下寄生虫！

关于“国家”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战史》引管子的说法，大意是，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矛盾的激化，因此道德高尚的人建立国家以抑制富者对穷者、智者对愚者、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可见马克思之前，“国家是社会矛盾的调和”一种观点为古今中外所共有，因此，所有的“尊王”、“崇圣”之类的论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产生了社会组织的地方发展起来。 谈及所谓“管桓死而霸业终”，又谈及继任政治家如鲍叔牙过刚、隰朋早丧，不由让人想起安德罗波夫三年不到就死在任上、契尔年科更是只做了十三个月的总书记，（滑稽的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契氏上台时还正好活在“坎儿"上）。 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霸权的维系，固然有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必然性，但政权或者霸权的终结，有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偶然性，以至于《战史》只能归结于所谓“天意”，虽腐儒之见，但也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 齐国、苏联，都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领导权稳定在有能力（各种意义上的，包括活得长）的政治家之间交接的问题，看今日之特朗普与拜登之表现，似乎其政治之坏更甚于以上（毕竟，连续几任最高领导不及履政就一命归天，和稳定的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差的领导，似乎还更有可原谅之处），可见这一问题实乃是古今中外诸霸权都没能给出一个堪用的答案，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政治生活的“the question”，目前来看，尚不能做乐观的判断： 我们所实行的制度，从目前七十余年的实践结果来看，倘依照仿古的说法，自然是“尧舜禅让于贤者”，可观察其运行的诸多隐秘处，则多见政团相互斗争、路线倾轧的迹象，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上，并无超脱既往之处。 也许千百年后，后人编篡今人的史书里，也不得不记下“天意”云云，想来不免令人唏嘘。 既立公之子，又继公之志，宋襄公是个十足的蠢蛋，也是个真正的君子。

写道远古大洪水，绵延六十一年，致“巨大无比之灾害”，导致“长期之荒废”，各地“充满毒蛇猛兽”，落脚在该大洪水实“中原人民生存之威胁”云云。 遥想1938年蒋介石掘开花园口，不知他责成三军大学编书，可曾一观？不知他午后读来可有些羞？半夜想起可有些悔么？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思维游戏： 一枚硬币，连续掷了99次都是正面，问第100次是正面还是反面？ 研究传统概型的数学家告诉你，无论连续掷了几千几万次都是正面，最后一次仍是五五开。 贝叶斯学派的数学家则告诉你： 如果你眼看他连掷了99次都是正面却没怀疑他出老千，你就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

这是一种常见的批评：  资产阶级毕竟还创造了一种运行着的——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都运行得很好的系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至少还有着一套完备的——而且在相当多方面都解释得通的逻辑，你们无产阶级的系统和逻辑又在哪呢？  这是纯粹的疯话。 难道你们坐上“王位”的第一天，世界上就有债券、期货、有限责任制和现代公司法吗？难道你们自由派的领袖都像是回教徒一样，所写的每一条“箴言”都符合古兰经吗？  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对于私有财产的拥有使资产阶级参与社会治理时充满动力”而无产阶级、公有制没有这样的动力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我拥有所以我尽心竭力”，那么，当初为什么要费劲推翻封建皇帝呢？将整个国家视作个人的私产，难道不更加激发查理、路易们恪尽职守地保护“他的”国家和资产吗？  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在于，当作为一个阶级失去存在性的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坦然的面对自己的消亡，而资产阶级带上王冠之后，就开始主张另一种的“君权神授”，幻想另一种“长生不老”了。  那么，无产阶级什么时候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呢？  答曰：消灭一切现有的剥削者，不仅消灭他们的存在，还要消灭他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到那时，人人都享有真的自由——在此之前，死亡绝不属于无产阶级。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已经与东方竞争了800年”，这一表述自然被中外媒体所揶揄，毕竟即使从《独立宣言》开始算起，美国才成立了245年。 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开阔一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特朗普的这个提法却相当精到：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1220年攻克撒马尔罕；1221年将势力拓展到乌拉尔山以西；距今正是800年。 蒙古西征究竟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地球，这个问题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恐怕很难讲清楚，但如果要问西方人对“大汗、蒙古、鞑靼”之类的概念怀有何种样的态度，我想就简单的多了。 我时常想，眯眯眼作为一种典型的辱华的意相，其出现的原因让人难以理解：比起白种人，中国人的眼睛当然更小一些，但远没有到“两根弯曲的线”的地步，事实上，丹凤眼的比例其实是很少的；另一种经常出现的意相是“高颧骨”，实际也相类似：汉族人的颧骨并没有高到让人印象如此深刻的地步； 有些人解释到，这是因为贩卖到美国的华工在海上漂泊，封闭在船舱里不见日光，因此乍一暴露在太阳底下就格外眯起两眼，而长时间的缺少营养又导致颧骨格外的突出，以此将使用这种表达的历史和殖民主义时代联系起来——这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从船舱里走出来的黑人奴隶，也肯定一样眯起眼睛，皮包骨头。 实际上，无论是小眼睛，还是高颧骨，是典型蒙古人的特征。 因为刻入骨髓的恐惧，所以一旦有机会跑在头里，就弹冠相庆甚至于不能自己：大街上随便拉来的两个女人能有多大恨？但如果一边是媳妇一边是婆，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过是一群花费了八百年时间都没有从曾经的失败中走出来的可怜虫。

十一月六日 来西安的高铁上，很累，有小孩子哭——就像以前每一次坐高铁一样。 启程的时候，K学堂的天气已经颇冷，这边更甚，穿一件毛衣出门，已经不太合适。 中午在博物院附近吃了饭，然而要预约，就没有进去。 这边的学校很多，一个挨着一个，恐怕在全国的排行榜上，是数得着的。 六点多钟，天还很亮，干脆到未央宫遗址去，很破败，里面竟然有人扣大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好在一路上都是灯红酒绿，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明天的比赛，特等奖有所谓“创业基金”五十万元，希望得个好成绩。 十一月七日 我们本来就是候补入组，抓阄又抓到了第一个，讲商业计划书的队员恐怕压力不小，好在我只是负责技术答疑，轻车熟路。 先是讲解幻灯片，然后是评委提问——和其他比赛一样，不新奇。 有一个评委提了一两个技术问题，很浅显，开口就露怯，于是胡扯了很多高大上的名词，说得我自己都有点脸红，时间到了，匆匆下台。 下了台，同组的同学到后台去要车票的报销凭证，回来偷偷跟我们说，他看到后台早就把获奖证书印好了，我们没得奖。 此时台上才进行着第二组：正讲到项目的商业愿景和社会责任。 他们糊弄我们，我们也糊弄他们，扯平了。 想到这里，倒使我心里轻松了不少。 下午五点多才结束，果然没得奖。 虽然出师不利，然而西安城是应该逛一逛的。 开元商厦，名字起得大气，人也很多，摩肩接踵，各种颜色的彩灯照着我的眼睛，让人有些头晕。 这里是知名的“网红城市”，点几盏彩灯并不为过，跟不上时代的是我。 有个卖化妆品的店门口，一对情侣在吵架，因为一瓶卖几千块的什么什么水。 我看到货架上摆的，就是很小一瓶，然而同组的女同学告诉我，套装，才几千块，值得的。 我撒了个谎说想出去吃点东西，一个人在外面乱逛。 风有点凉，所幸从K学堂穿来了最厚的大衣。 走了十来分钟，到一个小庙门口，这里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招工市场，然而已经很晚了，只有稀稀拉拉的七八个人。 庙门口的石狮子旁边，有一个女工，穿着灰色的夹袄，背着一个小孩，怀里抱着另一个，都裹得严严实实，身边的牌子上白底黑字写着“瓦工”。 我不知道该呆在这里还是赶回去：昨天在市郊都没迷路，今天在城里竟然迷路了。 十一月八日 要快点赶回K学堂去，为什么呢？我不太知道。 车厢里的小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某个少儿朗诵节目，里面是一群小孩子，穿着光鲜，奶声奶气地背诵《卖炭翁》。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这老头要是有自

小王做互联网运营的话事人，短时间内把社区热度炒起来了，用户人数也升起来了，该不该给予一定的奖励？   答曰，未必。倘若小王用心策划了社区的活动，加强富有建设性的互动，修复反馈较多的bug，既推得“动”，又给产品蓄了“势”，打开新局面，不仅该奖，还要悉心培养，引为开疆拓土的大将。   假如小王合理支出运营经费，在对外宣传渠道上大做文章，把slogan递到公众的心坎儿里，引入大量新生用户，则应该奖励，但同时要警惕社区质量的下滑，保持自己的独特竞争力不被白噪声发言淹没和稀释。   但如果小王靠的是贩卖核心用户的积累，挑拨不同社群的对立，抛出富有争议的话题，一朝的“动”，把几年的“势”都消耗掉了，不仅不该给予奖励，反而应该尽快调离运营部，避免社区环境出现大问题。

很高兴听到你和朋友们对于上篇短短回信的讨论，事实上，这也是我这样无用的人偶尔也产生“必胜”之类情绪的根源所在：有些群体内部从来没有因为“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任何温和或者激烈的讨论，因为他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已经决定原地不动。 剥削以何种方式，由谁向谁展开？直接的和系统性的剥削，哪一个更使人落在痛苦的地狱里？力量的大部分，是应该放在解决“重要而不紧急”的问题，还是攻克“紧急而不重要”的难关？这是尚需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能否给出双方都满意，而且经得起验证的答案，我并不做乐观的展望。 但我仍要说明的是，这篇短短的文章只包含我对于当下的观察，甚至不提供任何阶级层面上的道德评判——当我想要正式地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两种破题的方法就出现在我的笔下：一种是像现在的所谓进步评论家们经常做的那样，把“每个毛孔流着肮脏的东西”之类的话重复一遍，把自己久经打磨的批判工具再施展一次，或者把背叛了原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无产阶级感情”的老约翰揪出来，绑在火刑柱上，冠以“工贼”或“流氓无产者”的名号大骂一遍：这样的文章，我想我们都已经看过太多了。 然后呢？我写得上头了，你看得也上头了，我们都像是吸了阿片一样，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躺在宁氏床上又睡着了，但醒来之后呢？ 桃园三兄弟里哪个最能打？你说是关羽，我说是张飞，但假如我们不说出并交流我们的观点，而是致力于在书斋里各自论证“不是刘备”，这怎么能叫讨论呢？ 至于有人迫不及待地质问我“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这样的问题是很无聊的：除非发明一种机器能把我整个人按位取反，否则我肯定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但我必须再次声明，前次的文章仅包含我对于现在的观察，它不是某种量子力学的前沿理论，并不会由于观察者出现与否而改变自己的面貌，这就意味着，即使我不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一份子，而是一个中国的资本家，甚至，我干脆就是一个美国的打工人，甚至是乔装改扮还学了中文的美国资本家，又或者我已经被“按位取反”了，我仍然会做出那样的观察，写出上次的文字，因为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也许有人反驳我说“你的观察并不准确”，或者质疑“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其实，完全准确的观察和百分之百新鲜的理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这两种批评我都十二分虚心地接受，只是我的所谓“立场是什么”，实在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

二次大战以前最期待欧洲打成一团的，就是德国的工人组织：战争，特别是对待一个羸弱红色政权的“必胜的战争”，其磅礴的力量几乎能够立刻带给产业工人以收入的大幅提升。   约翰们有牛排豪斯一美元炸鸡，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反抗老板，而要多亏了本国的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持之以恒的残酷的剧烈的剥削，因此他们对于“国际革命”的态度，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广大的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受着的，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家的直接剥削，一方面又是发达国家资本家的系统性剥削，事实上还有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可能是无意识的间接剥削，一方面要和新兴的工业机器相竞争，因此必须让自己发烧，必须让自己的一只手比另一只手更快，一方面又受着产业性的竞争，必须举起投枪，可是，投向谁呢？   我看不少年轻人，平日里挂着几张伟人像，一动了气就高喊“联合起来！”，还有人路过天安门，总会发几句故作深沉的议论：“前半句如何如何，后半句如何如何”——这样的痛心疾首，一方面能抒发一种“世风日下”的感慨，一方面又不着声色地把自己从这“日下”的“世风”里摘了出去，正是一举两得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另外一些朋友在互联网上刷到“美国老太太唱红歌”这样的视频，却还热泪盈眶：美国老太太唱红歌，不会耽误她下午下班路上顺手买一件汗衫，其价格不及她每天收入的领头——而那汗衫，来自一个每周加班超过二十五小时的中国女工，是她被机器绞烂的头发，是她被缝纫机穿过的手指。 美国老太太唱红歌的时候，神情的严肃和郑重当然都是真的，可她身上穿的（以及大衣橱里已经许久没有穿过甚至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的每一件）汗衫，又分明诉说着她对于这剥削的与有荣焉。   热泪盈眶的时候，是否有人想起过那个女工呢？   她也是一个人。

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以为如果自己拒绝了碎片化阅读，就会拿起书本投入到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执行长期的阅读计划，完成系统的知识重构，和自己的惰性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拉矩战并最终获得胜利。 但实际上，如果拒绝了碎片化阅读，更多朋友就只有一个结果：即，没有阅读——如果想反驳我，最好还是等到疫情过去单位复工之后。 没有任何理由证明“拒绝碎片化阅读”和“建立某种更加高质量的阅读习惯”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在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大搞批判和颠覆，是美国人在东欧、西亚和北非惯用的把戏。 很多人以为搞垮了一个坏的，就会自然而然迎来一个好的，这大概是一种带有某种侥幸的一厢情愿，我想如果李自成在世，会狠狠地给他们上一课：把脑袋里的水挤出去就万事大吉——带着这种念头的人，一般把水挤完之后，脑袋也就空了。

对于美国而言，它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顶峰时期，也就处在这种经济体系、思想制度和政治理念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很快进一步发展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的力量的转折点上。 这场贸易战，不是一般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组织的围堵与竞争，也不是常规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竞争对手的，出于完全经济考量的遏制与打压，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完全不同，也与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完全不同。 美国发动这场贸易战，第一目的，在社会运行的表面上，是转移甚至解决通过常规手段无法解决的大规模失业和产业外流的问题，而在社会运行的根本上，是转移甚至解决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思想矛盾等自身固有的问题。美国就是为了从“战利品”中获得弥补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才投入到这场逆全球化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贸易战争中。 一个经历了大规模去工业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国家开展这样的贸易战，必将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更大冲突；一个由多个种族构成的，至今没有完成自身国族建构的国家开展这样的贸易战，必将导致各个种族之间的更大分裂；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但又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社会思想流派的国家开展这样的贸易战，必将导致不同派别走向公开的对立并最终分崩离析。因此，贸易战继续进行下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日益尖锐的阶级、种族和思想矛盾，反而会激化这些矛盾。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小企业的债务危机、大规模的失业潮，并不是美国无法在国际经贸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原因，相反，是这一现实的结果和表现；换言之，不是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才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劣势，而是这种劣势已经发展到国内开始出现大量的就业岗位的流失；即使美国凭借关税壁垒和其他一系列手段拒绝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并拒绝与中国的企业和劳动者进行经贸竞争，它同样无法在与其他第三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在一定的阶段内，就业岗位可能会离开中国，但一定不会回到美国。因此，贸易战继续下去，不仅无法从表面上解决美国使用常规手段无法解决的大规模失业和产业外流的问题，反而会由于与另一庞大经济体的“脱钩”，加速其现有的实体产业和工作岗位流向其他国家。 美国的盟友，既包括为了支持其石油-美元的霸权体系团结在一起的资源产出国如沙特、澳大利亚，也有已经形成了统一大市场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日韩，还有因为地缘政治隐私考虑予以控制

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向进度落后的项目中增加人手，只会造成进度更加落后： 一方面，向新成员解释目的、概念、思路、方法以及解决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这些目的、概念、思路、方法所造成的问题带来大量的时间消耗；另一方面，原本的任务必须被重新分解成更多的可以并行工作的若干的单元，这些单元之间的协同和交叉测试所占用的时间也不容忽视：一个简单的模型如下，划分为四个单元的任务需要六条交流链条（如果两两之间都存在协作关系），而重新划分为六个单元后，交流链条就爆增为十五条，人手增加一半，协同工作和交叉测试所用的成本增加两倍。 我们已经观察到很多——今后还将观察到更多这样的现象：某些错误并不是因为新加入成员的水平无法达到项目的基本要求，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被当作“生力军”甚至项目的救星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但由于对现有的问题不甚了解，他们往往犯下最严重而又最愚蠢的“罪行”。这样的“罪行”的出现，完全不应该归咎于新老成员中的任何一方，而必然是因为盲目将他们引进这一泥潭的主管所致。 而相反，减少人手也不会带来速度的提高。 固然，减少人手——以及带来的任务重新划分为较少的若干单元，会使得交流协作的成本能够降低，但除非团队中原本存在一个trouble-maker，我们并不能期待最终的进度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trouble-maker的存在，本身是任务第一次划分就应该避免的问题。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于一个已经进度落后的项目，无论是增加或是减少人手，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进度落后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缓解这一问题呢？ 一种较乐观的估计是，存在某种能够使得效率提高的“灵丹妙药”，它也许是一种框架，一种新的实现方法，总之，是能比现在所使用的系统在效率上更加优越的系统。下面我将分类讨论以证明这种“灵丹妙药”的不存在——而非存在——更具有必然性。 任何可能属于“灵丹妙药”的东西都可以被归类为以下两种之一：它要么是某种较为传统的，被项目中的大部分人所熟知的东西；要么是某种较为新潮的，仅为少部分人所知，甚至在项目的一开始尚未出现，不存在第三种情况。 假如存在某种传统的“灵丹妙药”，那么它必然具有“功能上不比现有系统更差”以及“效率上比现有系统更好”这两种特性（否则，我们无法苟同它是一种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没有采取这种大部分人都了解，性能又更令人兴奋的方案呢？ 那么，是否

我时常感受到，在四周断续的矮墙中，偶尔能够找到一些隐约的亮光，尽管多数时候很快能够证明这亮光是纯粹的海市蜃楼，我始终还是找不到突破这矮墙的希望，然而这已经足够带给我些许的慰藉。 大概某年某月，我终于感觉自己摸到这矮墙下的某一道篱笆，就去请教矮墙另一边的同伴。 那时的我以为，和工匠手里的泥土、木头和砖瓦不同，程序是一种几乎不受物理定律的限制，运行在纯粹思维空间的东西，相比木工坊和铁匠炉，它所需要的最少，所给出的却最多。这条横亘在“理论”和“应用”之间的矮墙，其区分并不在于有没有涉及动手实验：庸碌的青年在二十岁所学到的东西，绝对远远达不到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对应物的地步。 然而他们的回答，却是那样的冷酷。 “我们研究的是无用之用。” 在应用面前，他们似乎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高贵。 这是最令我奇怪的事情：他们似乎觉得自己迟钝的嗅觉和莫名其妙的保守主义是颇为值得自矜的东西，矫揉造作的语气让人想起讲台上不厌其烦地摆弄自己的领结的破产的勃艮第骑士——为自己的愚蠢自鸣得意，使这种愚蠢更上一个台阶。 蒸汽机革命之后，农民变成工人，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他们的皮肤很快变得像是死鱼的肚皮那样的惨白，而主子们则纷纷跑到南欧的沙滩上，晒出所谓小麦色的金黄，为的是向大家炫耀：我从不劳作。 旧贵族是贵族，所以他们从不劳作。 有的人只因为从不劳作，就自以为是贵族。

地心说是最符合人自然观察的一种天文观点——当然，前提是观测条件比较粗略时候。 为了应付时常出现的行星逆行，托勒密提出了本均轮假说，认为行星围绕着一个较小半径的均轮运动，而均轮的圆心则在一个本轮的轨道上，自然，地球也就处在这本轮的圆心上。当均轮的角速度足够大，行星的逆行也就成为可能。 随着观察经度的提高，逆行的轨道参数和任意大小组合的本均轮似乎都无法完全对齐，托勒密的门徒们就继承发展了这一天才假说，以一种环上套环的方式拟合观测数据。为了得到越来越高的拟合能力，到了十四世纪中期，为了解释一颗行星的轨道，最多已经需要八十多个大小不同的均轮。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台庞大的机器正在疲于奔命地解决自己所创造的问题，最终慌不择路地闯进一条死胡同：对校正所作的校正，给补丁打下的补丁，为备份准备的备份，最终使它成为一头怪物。 不过很快，哥白尼出世了，他的理论在太阳系中是如此的有效、简洁和优雅，把那成千上百的本均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所谓日心说，无非要我们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 无论我们中间哪一个，于宇宙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7年的8月份，我坐着火车到南湖来。 军训、内务、各种奇奇怪怪的课，他们要做，我就做，他们说停，我就停下来：都是些无聊的事，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当真的。 只有所谓“开学第一课”，我想大概值得一听，那时早有开学早一些的学校，他们的讲稿已经发布出来，大略是关于生活、未来、探索、好奇云云的话题，总之，诗和远方，大抵是些鼓舞人的东西。 可等我真正坐到大礼堂去的时候，校长举起话筒来，说来说去只是让我们读些马克思。 我多少有些失望，那时的我，觉得这太红、太严肃、太无的放矢了。 不过这也无所谓，一节一节的课在等着，一次一次的考试也在等着，实验数据出炉了，图书馆空调开放了：也就是这么些东西，其实还是些无聊的事。 2018年，葛校长调去北京，我们放假回来，他已经离开好久了。 我“喔”了一声，又去做自己的无聊的事。大学的校长，我大概只能在那一堂所谓的“第一课”上远远地见一面，素来听说葛校长有给学生们主持婚礼的传统，然而这样的机会，我是没有的——想要个娃子，第一先要找得到娃子的妈，就是这样。 可那之后，事情就渐渐变化了，我的疑惑也渐渐多了，可也无非是疑惑，也无非是在心里念叨几句，总之，说出来没用的话，不如不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热闹还是痛苦，我都保持着冷漠：鞭子不抽到自己身上，我是一句话都懒得讲的。 到了2019年和2020年，无聊的事情更多了，我却找到一些偷懒的法子，从南京到北京，留下几个匆忙的足迹。 在X城的市区里，我见到用罐头瓶子锁起来的水龙头，不远处是高大的CBD中心；我见到小庙门口的招工市场，夜深了也有举着“瓦工”牌子的女工，她的两个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睡觉；我见到摩肩接踵的开元广场上，有跪在地上乞讨的人，他们伸出去的手和缩回来的手，一样的颤颤巍巍，一样的空空如也。 我看到T城的棉纺厂里，有剪线头的工人，戴着老花镜，一件只能拿到五分钱——朋友，路上见到五分钱的钢镚儿，你还费劲弯腰去捡吗？我看到有人大夏天也戴着毛线帽子，她满头的秀发已经在机器里被绞碎；我看到有一个独臂的人，他的脸上全是汗珠，却没有一只手帮他擦掉。 在Y城的乡下，我看到有人伸出手来像是一个肉球，那是拜收割机所赐，五根手指头都早已成为那片土地的肥料；我看到卫生所的门口，一个老头手把手地教会一个老太太，没有处方怎么买到“曲马多”；我看到有人住在只有八十公分高的窝棚里，那屋里的一切都是捡来的，他的命也是。 我忽然明白了

玄奘法师到天竺去，译了不少佛经回来，其中有一部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最后就是这么一句：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 其实比玄奘早一些，有一个叫鸠摩罗什的胡僧，已然译过这部经，定名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作为《般若经》的辑录，内容是差不多的，然而他在龟兹、长安两次犯了戒，用心持戒的“佛学大师”们向来是不大提他的。 “揭谛”是梵语的音译，“揭”字据说正音应该读“ㄍㄚˉ”，这样才符合尼泊尔老和尚们的口条，然而水陆或是焰口我见得多了，至今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念经的法师——尼泊尔的老和尚，我自然也是没见过的，因此也没法验证这种传闻。 佛经的末尾，通常有这样一段被称为“密咒”的判词，恐失了神韵，照例是不译的，如同瞿秋白拿了俄文的《国际歌》，1922年回国来译，对于“international”一词却不免蹙额，最后只音译作“英特纳雄耐尔”，方才音韵承合、句意圆通。而如果非要翻译这梵语的原意，大概如下： 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 大小僧众，一齐去吧，祝福你们，快快觉悟！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对于这“得证菩提”有一种特殊的执念，古人有“格物”的传统，我便一次一次地“格”那些晦涩的经卷，然而不成。 释迦摩尼修行了一世，生老病一样都没落下，他的僧伽教众，从来以“平等”的口号招徕人，可翻遍佛经，首陀罗和吠舍能够得道的事情，一次也没有；他亲口许诺给族人的“吉祥天女，金刚菩萨”，到释迦族毁灭的时候，也不肯出现，五百多人被砍了脑袋——他教人解脱的说辞，无非是“活人都受苦，不想受苦就干脆别活”：所谓涅槃、成佛、彼岸、圆满，无非是“死灭”的一种又一种的隐语。 余氏称赞佛教是“思考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实在是给它贴金了：剜了眼睛治近视，天底下唯独阿三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 世上的债都了结了，学着佛陀想要所谓的“解脱”，当然自便，史书里常有困守危城的将军力竭尽忠，杀身成仁，或是有志于求索的哲人，朝闻道而夕死，含笑而去，这多少令人羡慕，然而在天人交战的关口，想靠物理毁灭的方式“一了百了”，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 终究，死灭是不济事的。 据说，释迦牟尼亲手开释过一尊菩萨像，对信徒说，当这尊像沉没到泥土以下的时候，就是他的教灭亡的时候。《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玄奘在天竺时见了这尊像，那时土已经埋到了菩萨的脖颈，他为此泪流满面，在菩萨面前焚香祭拜，要为教法续命——其实要救这尊“菩萨”，一把铁

等到再一次来到东岳庙附近买东西的时候，路边的清洁工确实比往常多了不少，可见要非说这“创城”没有一点作用，恐怕也有些亏心。 东太尉街上的大师们还是一样的神情，一样地抽烟、喝茶，一样冷不丁说些“我观你印堂发黑”之类的话。 升平街上的老头却不见了。 听附近卖登山杖的人说，他被戴着红袖章的什么人劝走了，老头一开始还不配合，“闹得可凶”，后来也就配合了。 我皱了皱眉头，依旧提着包往回走我的路——那包里有半只烧鸡和一瓶洗发水，它们将带给我一个干干净净又香气扑鼻的周六的美妙夜晚，至于那个穿着破旧的修鞋老头，他去了哪里似乎不是我应该关心的。 后来我也确实不知道那个老头去了哪里，不过，经他手修过的那个提包，其寿命在我用过的几个包里可排第一。

与之相比，岱宗坊西面升平街上要冷清得多，这里不朝阳，大概入不了大师们的法眼。 生平街上只有一个修鞋的老头，年纪不小了。跟所有修鞋的老头一样，他穿着一件很脏的棉袄，身后是一台被机油摸得黑漆漆的机器，凳子下面拜个木盒子，横七竖八地放些改锥之类的东西，身边则是几双修好了还未被领走的鞋子。 老头的生活比起大师们要差一些，到了饭点，别人都踱着四方步到旁边的副食店里点一两样小菜，他则只有两个又凉又硬的馒头，费劲地啃完了，就拿起旁边罐头瓶做的水壶喝一口水，接着叮叮当当开始他的工作。 本来我是用不着修鞋的：既没有穿皮鞋的脸面，也没有非穿皮鞋不可的场面，只有一次买了提包拉链坏了，邮寄来的备件怎么都不合适，在屋里折腾出了一头大汗，只好从热气腾腾的宿舍走到着寒风刺骨的生平街上来。 “修鞋？”，老头的声音干涩而嘶哑，和北风差不了多少。 “拉链”，我提着手里的包，“看看能不能给……” “拉锁最简单”，他终于抬起头，“先给你弄。” 端详了一会，他徐徐道：“还真是蹊跷。” 话虽如此，手上的活儿却不停，忙活了三五分钟，终于修好了这个诡异的拉链。 他来回拽了两次，确保它不会卡壳，又递了回来。 “多少钱？……”我怯生生地问。 他摆摆手，“这点小活儿。” 我又问，他却生了气：“整天就知道钱，你有多少钱呢！” 他既然这么说，我道了谢，也就走开了。 走的时候路过遥参亭，双龙池仍然是车水马龙，那个卖香的男人又问了我一遍“请不请香”，我没有回答，提着包往回走。

如同在东岳庙会上教人银环魔术的人一样，看相算命时候说的话，是不能让第三个人听见的，孙猴子给菩提祖师磕了头，还有说一句“此间更无六耳”，就是这么回事。 有几次，我靠得近了，他们都抬起头来盯着我，仿佛我是偷师学艺的小徒弟或者妄图一窥天机的投机者，那就远远地看看如何呢？ 大师们的折凳照例要高一些，他们讲起话来气定神闲，不急不缓，有时到了紧要处，一只手扬起来摆一摆，或者掏出笔来勾勾画画，不消说，那多半是要给命运多舛的人改名字了，最后，总是以抬起水杯喝一口水结束。 唯独有一次，旁边公园里的迎春花开得正好，我躺在石凳上，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问前程的大姐皱着眉头，听起来好像是先生执意要把她名字里的“兰”换成“梅”，大姐似乎不太情愿，她模模糊糊地说：“我只倒是这个‘兰’就带了‘木’了，没想到还是……”，大师却缓缓回答：“命里缺，就要拿名字去补，再加一个‘木’，怕犹嫌不够哩！”后面的话听不真切，大概是用个明着带着木字偏旁的字，气场要更强一些。 这话不免引得我的一阵唏嘘，来世若是不幸托生变成了不能跑不能挑的植物，也千万不要做河谷里的一株兰草，而争取去做荒原上的一朵梅花罢，否则气场不如人，来做名字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街南头站着的是一个约莫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尼龙夹袄，拉着三轮车，里面放着几捆香，如果是背着包的外地游客过来打量，就憋出几句蹩脚的普通话，不过他的“眼力见”似乎并不太好，有几次我路过双龙池，他也迎上来问“进不进香？”——我几次都想回答“本地的”，似乎又觉得不妥，本地的就不信老奶奶了？于是就尴尬地摆摆手，他也就显露出一副惋惜的表情，仿佛不买他一炷高香倒是我多大的损失。 往北一点是一个穿着风衣的大师，戴着一顶黑毡帽，如果不是下半身臃肿的老棉裤和沾满泥巴的破皮鞋太拉胯，还真有几分老绅士的做派。他赖以生存的是地上一片光滑瓷砖上放着的不知是锡还是银的一头小鹿，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有什么说法，书里倒是有所谓“马前神课”一说，但也没说过能用鹿代替云云，或许是我读书太少也未可知。 然后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大概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的卦摊，他戴着眼镜，身后公园的栏杆上挂着一副招牌：“看相、算卦、风水”，所不同的是，他的脚底放着的不是鹿，而是签筒，里面歪歪斜斜地插着十几二十跟卦签，只不过眼镜大叔似乎并不太关心自己的生意，颇有些爱答不理的神情。 最靠近正阳门的是一个大妈的领地，她的陈设比刚才几位都简单，除了两把折凳外，就只剩下一把小酒壶，有时他跟旁边卖旅游纪念品的老板聊天，说话慢条斯理的——“瞧香的都这样”，有个朋友跟我说，但是到底是故弄玄虚的还是真有法门，他就不太清楚了。 除此之外，岱庙前门靠东还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先生，整天躺在摇椅里，间或睁开眼，看看路过来来往往的人群，摆出一副古代隐士的样子便沉沉睡去，但他的周围却是没有前几位的整洁：除了一块八卦，还有保温杯，一把破破烂烂的蒲扇，还有几本几乎快要翻成烂纸的旧书。 岱宗坊东面的公园里还有几个，不过他们的档次就低得多了，也看相，也求签，也点痦子，也卖纸元宝，也聚在一起斗纸牌。 我不知道有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能管得了这些人——也许有吧，不过用条例来管神仙，他们大概觉得荒谬极了。

我们这里申办全国文明城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首先要整治的是街道上各种占道经营之类的杂事，没几天，萃英园后街卖肉夹馍和章鱼丸子的商户，都躲到巷子的最深处，一到放学，窄窄的路上摩肩接踵，也不愧为一种奇观。 听人说，下面乡镇上，主干道两边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后来就有同窗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半开玩笑的说，自己家里的窗户玻璃都不小心被人刷成了黄色，不知道的还以为要登基。 整个山城，似乎只有东岳庙一带的小巷子里岿然不动。 和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可能几百年前都一样，岱宗坊一侧的东太尉街上，一拉溜全是算卦问卜的简陋小摊和卖高香的小贩，他们似乎想沾沾这正阳门和唐槐汉柏的灵气。

2010年，大蒜涨价，我学到一个词叫“蒜你狠”。 电视里在做采访，话筒伸到每一个市民的嘴边，每一个人都在骂，为了节目能够正常播出，我想电视台颇费了一番心力剪去了一些不宜在公共平台上播出的“义愤之语”，农民心黑、菜贩子心黑、市场管理部门肯定拿了他们的好处，心也黑。后面接着是一个专家的分析，他正襟危坐，提出四条理由，让人们相信大蒜的价格将“回归到市民能够接受的水平”。 同样是2010年，虞江新开了两家家电卖场。 冰箱、空调、洗衣机，卖得特别好——来购买电器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农民，他们每个人的指甲缝里都是黑色的泥土，每个人的衣领上都有汗水干涸后留下的永远洗不掉的汗碱，解开扣子，每个人的胸膛上都散发着发酵了的鸡粪和农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平生第一次亲手摸到冰箱。 他们用拖拉机，用农用三轮，最后用扁担，把冰箱抬进家门，像是娶来了新媳妇。 这世界未免有些太过魔幻了：无论是企业家、小商店的店主、工作间隙里摸鱼炒股的上班族，他们致富的经历都被传为美谈：有幸买彩票中了大奖的人，得到的全是羡慕和恭维，他们买了一台轿车，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换了一栋大的，有的换了一个老婆，有的则换了不止一个，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 “公买公卖，公道的很嘛！” 唯独轮到农民买一台冰箱的时候，人们就要站起来骂他们“心黑”了。 农民好像格外低人一等，他们的劳动好像格外得不值钱。 现在是2020年。 我看发生在猪肉身上的事，和十年前发生在大蒜身上的也没什么不同。 有的媒体编了写三两行的段子调侃，于是人们会心一笑了，十万加了，爆款了，名利双收；有的媒体则装模作样的发些不知所云的投票，参与到讨论之中的，绝大部分是从没进过菜市场的学生。专家还是一样的正襟危坐，所不同的是从电视里搬到网络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猪肉的价格一定会回归到正常水平”。我只恨我记忆力从来不佳，否则就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个专家和十年前的那个，是否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每天都有关于“猪”的每一个环节的新闻被报导出来，每一篇都翔实可靠，杀猪人、卖肉的、包饺子的，每一个人都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能懂得猪的语言，他们也会去采访，这是必然的。可是，唯独少的就是养猪的人的声音，或者他们说过，然而没人听，渐渐的，就不再说了。 我们可以预见，早晚有一天，种地和养猪，都会被聋哑人垄断经营，真是令人何其惊恐也哉！ 只有曹德旺说了一句“几十

那里的雪总不肯独自出现，伴随着细密的小雨，落在房舍、田野和通向各处的窄窄的小路上，就是这样： 房顶的雪，被人居的火气蒸腾着，尚来不及堆垒，便融化成水珠，像是红色的瓦片在北风中出了一身大汗；而田野里的雪，没人管的，就慢慢弥散，给山峦裹上一层素衣，倘若有几个孩子就热闹了：杂乱的脚印和不成形的雪人，一个挨着另一个。 而小径里的雪，既不肯消融，又不肯化作棉絮般的轻柔，只要经人踩几脚，就凝结成凉的冰，几天的工夫便光滑得像一面镜子，泛着森森的寒光。 就在这时，也正是把一袋袋的玉米送到冷库去的最好的关头：平常日子，一个顶棒的小伙子，也不过扛起三百斤，而有了这冰雪铺成的小路，再加上一条厚实的棉布腰带，哪怕是个老太太都能连拉带拽地运两百斤了。 山上生着雾凇，湖里全是冰凌——那正是冷极的时候！ 北风一吹，皱纹和裂缝就在脸上糊成一片，像是黄土高原的沟壑：人们说，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手是早就被冻麻木了的，仿佛捏住的不是麻袋的口子，而是恶魔的喉咙：不咽气儿，绝不肯撒手。等到一口气走出三五里，才揣在一起暖和一会，猛地伸进腋窝里，换来的是生生的一个激灵！ 雪来的时候，乡村的每条小路都是伏尔加河，这河的两岸，到处都是饿着肚子的纤夫。 有雪的地方就有赏雪的人，这晶莹的东西实在惹人喜欢，无数的文人墨客写无数的诗歌赞颂它，南方来的朋友们往往站在阳台上伸出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雪呢！”——他们必须很快地记住这雪的模样才行：屋里点着火炉，雪花马上就要融化了，它躺在手心里，即将变成一滴晶莹的泪珠。 警幻仙子唱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若是单写景，是不错的，然而，落了魄的贾宝玉，风雪中犹然披着一件猩红的大氅，而我见那穷苦人家穿着单薄冬衣的少年，比起荣国府、宁国府的少爷们，也是一样的臂膀和腰脚，并不天生就缺少些什么。 我厌恶这白色。

朋友告诉我，如果总是和比自己年纪大的人聊天，人也会老得特别快。 “所以你才去小学当老师，想青春永驻！”我在电话里调侃道，“你个计划通哈哈哈哈哈哈” 电话那头也传来一阵咯咯咯的笑声，“是啦，你也不想想从一块卖报纸都多少年了哈哈哈哈哈” 说着，他偶然提了一嘴，“说起来，那时候那个最畅销的……《虞江早报》，停刊了，你知道？” “停刊了？什么时候？”我有些惊讶。 “去年十月一吧……说实话，现在谁还看报纸啊！” 这个时间节点像是一道惊雷劈向我，从脑门到脚后跟打了一个冷战。 我把电话打给每一个还能联系的一块卖报纸的老朋友，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稍微准确的线索：《虞江早报》当年——或者说更早一点，有没有一个姓刘的人在里面做过什么工作？记者？或者编辑？或者校对？ 然而得到的答案出奇的一致：“现在谁还看报纸啊”。 有人建议我去日报社大楼问问，去过了，那里已经改成了电信营业厅，除了门口的公交站牌还叫“报业大厦”外，没留下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 还有人说可以试着找找当初那个戴着金表的负责人，然而找了挺长时间，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找到了当年被采访的“金牌小报童”，经人引荐我才明白，原来她是报社主编的侄女。 小姑娘打扮入时，举止也得体，跟小时候一样的漂亮：至少比一个袖口上永远挂着鼻涕，张开嘴一股萝卜咸菜味儿的孩子照出相来要漂亮得多。 她答应会问一下，但几天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有些奇怪： “我叔叔问我是谁打听的，我只说是一个朋友，他就说‘当初报社里姓刘的有很多，不知道你朋友问的是哪一个。’” 我有些讶异，她接着说：“我看他脸色不太好看，就没有再问了。” 这一下，所有线索就全断了。 自那之后，我就特别希望有人发明一种能够治疗老年痴呆的药：那我说不定还有机会撬开老周的嘴，他也许能告诉我，这个平平常常又神神秘秘的老刘，年轻时候到底做过什么，他到底叫什么名字，然而过了几年听说，老周也去世了。 好在是自然死亡，没有痛苦，“挣老鼻子了”，值得庆祝。

后来，我在公园里遇到了老周。 他也被女儿接到城里来，说是享福，然而“憋得难受”，有时也去看老头老太太跳交谊舞——“看了三五回，慢慢腾腾的，一条腿也跳不了，干着急。” “哈哈，跳舞不是越快越好的，又不是让你当刘翔。”我跟他开着玩笑。 他也笑了，摸着我的手说：“十六岁就做‘倒爷’，有做生意的脑子啊！”——他大概已经记不清我当初到底是十一岁还是十六岁，甚至，他还能不能记得自己今年多大岁数呢？ 值得怀疑。 他说自己的报摊有时候连续三四天都不开张，觉得干不下去了，干脆关门歇业。 他还告诉我老刘搬家没几个月，生了一场病，没什么响动就没了。 我看了一眼公园里的人群，他们从冬青的树丛间走过，都神色匆匆，没有一个手上还捧着报纸的。 我安慰了他几句，当下也就别过了。

我可能在公交车上又碰到过一次老刘。 他要下车，而我正拼了命地往上挤，希望把自己的屁股挤进那一堆的屁股里。 我隔着人山人海看了一眼，很像，又不太像。 一样的地中海，一样的黑色薄毛衣，一样的老花镜，但是头顶上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闪闪发亮”，倒像是我家的旧书那样蒙上了一层灰尘，身材也比以前瘦了一些，脸上血管像是在皮肤底下爬行的蚯蚓。 司机大喊着“后面有空！”——这是事实，车前门根本塞不下另一个屁股，车后门倒是隐隐空出一片空地：人们都躲着那个干瘦的老头：这样一个好像风一吹就能飞到爪洼国的老爷子，碰倒了算谁的？ 我叫了一声“刘——”然而喊了一半就没了声音。 刘什么呢？我终究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

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正碰到老周在收摊，他说老刘要去城里享福了。 “这三五天就走，二十六号他儿子开着车回来的，也收拾旧东西，”老周说，“那些破书旧报纸，找了那个收破烂的‘一支眼’，都给拉走了。” 他兴致高昂地说起那天的场景，眉毛一跳一跳的，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开心，但经他描述，从老刘的儿子迈进门，到拉着板车的“一只眼”从院子里出来，都好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了。 我听后倒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年纪大了一个人住，恐怕也颇为寂寞。 “不过，我看他好像不大愿意走的，你要是有心，可以老时间来见他一见。”老周举起茶杯，“嘿！我们这些老东西，可不就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说着这么沉重的话题，他的眉梢眼角倒好像恢复了刚才的兴致：他好几次跟我说起过，自己的一条腿是年轻时候跳火车被碾断的，要不是刚巧有个医生早上沿着火车道去上班，自己肯定是没命了。从出院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改了生日：虽然没正经吃过蛋糕，也不会唱什么生日歌，但多活的每一年，都是“挣老鼻子”了。 正好，我也打算找一辆货车把存在亲戚家里的那张大橡木书桌搬回去，那烤鸭店里的小黄鱼，也是不容错过的，就干脆放宽了心，就天天晚上出来逛，好在是下棋的、斗牌的、遛狗的、走街串巷给人刮胡子净面的，我都认识，倒也没闲着。 可是等了三五天，都没见老刘的影子，听几个老邻居说，怕十一放假路上堵，头一天夜里就搬走了。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终究还是该问一句，“他年轻时候是干什么的啊？” “哟，咱还真不知道，看他整天抄抄写写，八成是个文书？”一个说。 “也有可能是个会计。”另一个补充道。 “说不定是个老师。”最后一种可能也出现了。 总之，我还是不知道。

我别了那片粉刷着灰色油漆的居民楼，算来也有好几年了。 搬来搬去，最后找到了虞江城东一座小区里，这里的环境还算干净，周围有个农贸市场，买些白菜萝卜，也便宜一些。 这一片周围曾经有两个报刊亭，五个旧书摊，有一个络腮胡子的老板从我手上拿《虞江早报》，动辄就是三百份起步，有时他还会招呼我在报刊亭里一块儿吃一顿早饭：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素大包子，萝卜咸菜，就是这么点东西。然而等到我搬到这附近的时候，那些曾经带给我无限商机的人和铁皮屋，一个都没有了。 落脚的第一年，我从朋友家里淘了一台电脑，整日戴着耳机，家里人劝我出去走走，我就一拍显示器笑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哩！” 然而，还是要出门走走的，搬家时候来不及抱走的旧书、家具，都临时放在一个亲戚家的储藏室里，每次见面，都要问我们什么时候弄走，我父亲其实也担着心：那里一到夏天，齐膝深的雨水灌进门里，是每年都要有一两次的。话虽如此，他却不放心那些东西经搬家公司的手，有一套青瓷的茶壶茶杯，搬家的时候就全被他们弄碎了，然而事情又多又乱，竟一时也没有发现，终究还是吃了个哑巴亏。 于是，我就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趟一趟地搬运旧书。 大概有小半年，那些写满了眉批也落满了灰尘的书才从一个书架搬到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书架，然而我怀疑放在新书架上，它们也难逃落满灰尘的命运：父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然而医生仍说，不能久坐久站，要看书，只能隔一会就换个姿势——这就成了纯粹的体力劳动；至于妈妈，真正合她胃口的是电视上的相亲节目，不知道她上午看完了男女青年为了爱情在全国人民面前出洋相，下午又要板着脸教训班上的小孩“不要早恋”，会不会偶尔也觉得有些滑稽；而我呢？其实现在也不大看书，毕竟“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 总之，我们全家已经没有一个人非要看那些大部头不可了。

在报摊上看报纸的时候，老刘往往叹气，这时候老周就会凑上来搭话。 “你儿子多久没回来了？” “三个月？要么就是五个月，记不太清了。” “要我说，去城里也没什么不好，享福嘛，也是儿女的一片孝心。” “噢……倒是不错的……我在那边住过两天，”老刘的双手比划着，做出一个好像一只螃蟹在水里面游泳的姿态，“憋得难受。” 这时报纸差不多就看完了，他站起身来，旁边老周也盖上茶壶盖，做出一副努力站起来送客的样子，最后隔空喊几句话： “走啊？” ——“走啦！” 然后目送那个亮晶晶的头顶消失在罗格街的拐角。 有一个周六，我买了半份烤鸭，一份春卷，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撕破了装烤鸭的纸袋，就到老周的报摊上要他抽几张干净纸来。 他朝老刘撇撇嘴，大意是自己摊子上的都是要卖的，免费的报纸还是得去找“地中海”寻。 老刘皱皱眉，不过还是前后翻了翻，从一沓里抽出一张印着招聘启事和壮阳药广告的版面给我。 “烤鸭？这样的日子最好还是吃螃蟹，煮蟹，汤国黎[*]最爱吃。” “还螃蟹……哼……”一旁的老周远远地为我解围，“你看看自己还有几颗真牙？”——他说的也不错，不过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恐怕都没有我一个人的牙多了。 “牙口不济归不济，有些东西可不能舍了。”说完，老刘接着看报纸，留给我一个亮亮的脑门。 我道了谢，却有些尴尬，即使在我亲手把一份份的《早报》送到大小报摊老板手里的年岁，它刊登的文章质量也实在不敢恭维，纸媒现在行情这么淡，能有多值得一看呢？ [*]汤国黎：章太炎妻。

罗格街的街口，有一个差不多被“最小化”了的书报摊，老板是个老头，花白头发，瘸了一只腿，姓周。 他年轻的时候大约走过口外，打过渔，片儿刀耍起来像一团雪花——当然，这都是我边看武侠小说边从他脸上的皱纹里脑补出来的。 天晴的时候在路北的空地上，下雨的时候则是在南边饭馆的屋檐底下，老周坐在折凳上，泡一杯岔，冷不丁地招呼一声：用的是最难懂的虞江方言——他确实是这里真正的土著。 姓周的人在这附近并不算少数，可大家都默认了“老周”这个名字就专属于那个在罗格街和新民路卖报纸的老头。有人说附小刚搬到新校区的时候，他就在这儿落户了——后来这传言被证实为假：实际上老周的报摊在此处开张的时候，附小的老校区都还没建成。 大概有四五年时间，我天天要出门吃晚餐，大部分时候是端着饭盒，到对面中学的食堂里要一荤一素，只有周末放假的时候，才拿上两张票子，到挂着烤鸭的店里装模作样地点两份小炒，那里的油炸小黄鱼，是天下无双的东西。 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等我吃饱了肚子回家的时候，报摊的边上就多了另一个老头，他看上去和老周差不多大，却从来没有引起我“深藏不露”的遐想——他的发型完美地贯彻了中央的路线：“农村包围城市，地方支援中央”，无论金庸、古龙或者倪匡的小说里，好像从来没有哪个武林高手留着这样“地中海”式的发型，《倚天屠龙记》里有“光明顶”这个叫法，然而那是地名，算不得数的。 老周称他为“老刘”，方法他从来就没有名字，事实上，任谁都觉得比起那个卖报纸的瘸子，他格外多了一份稀松平常。 老刘差不多把这小小的书报摊当作了免费的图书馆，他实际上如入无人之境，翻翻这本，看看那本，然后两个人在一块说几句闲话：无非是儿女工作孙辈上学之类的事，然后就坐在另一把折凳上看报纸——永远的《虞江早报》。 那折凳和报纸一看就是给老刘特意准备的，他看报的时候不戴眼镜，却把报纸放得很远，仿佛那薄薄的一沓会咬人似的。 折凳和报纸在我的生活中都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在附小上学的时候，那时还是两个人同坐一把长条凳，一到考试要分开坐，就商议同桌两个，一个从家里带一把矮矮的折凳，另一个抱来一把高高的太师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走廊里、操场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凭空多出一套额外的桌椅，因此一到考试前后，校门口满是抱着折凳和太师椅的学生，也不蔚为一种奇观。[*] 而《早报》对我则有更特殊的意义，做日报社的小报童，是家长能接受的不多的几种孩子们“创收”的手段之

木星是一个长着一只巨大眼睛的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我对它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在一个小小的天文馆的展览室里，一群孩子排着队，吵闹着，每个人半分钟，看完了还要赶着去下一个项目。而我在里面只觉得晕晕乎乎，望远镜里的东西，一会亮，一会暗，看不真切。 下一次接触天文望远镜，估计要等到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少年宫的时候：那时的我可能已经长了不少的白头发，或者干脆掉光而没有发白的机会。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我半蹲在地上，又不好意思看个没完，只好象征性地把脸往目镜前一摆，“嗯嗯……挺好的。” 于是，完了。 等到退休之前，我都不太可能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望远镜，即使侥幸得到了，天台、假期、空气，都很成问题；而在退休之后，近视和老花，我大概是都逃不掉的，连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老家伙，颈椎腰椎都不好，弓着身子，两分钟就出一身大汗，腻腻的，仿佛吃多了猪油那样的难受。 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木星。

我曾经无意之间得到一只乌龟，下暴雨的时候，它顺着沟槽爬到我家的院子里。 背上长满了青苔，仿佛一块了无生气的石头。 听人说，乌龟多有活到几千年不死的，明朝时候有人从河里得了一只，背甲上刻着的还是两汉的年号；而在家乡若有若无的神话里，乌龟更是通灵的宝物。 商量之后，我家便一致认为，这龟少说也得有一二百年的寿命：既然得到了这样的估计，我更以之为“半神”，看它的背甲，它的四足，它偶尔摇头摆尾的样子，无一不有“北方玄武”的姿态，以至于每日三餐，有时自己还来不及吃，便先把一些小鱼小虾丢进为它专门砌成的池子里，看到它仰起头要饱餐一顿，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后来朋友到家里做客，偶然听起这乌龟的故事，就执意要看一眼：他是养龟逗鱼的老手，遇到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肯放过的。 “这……这怎么是玄武龟呢？”他的表情有些无奈，“这是近几年飘洋过海来的入侵物种，肯定是有人乱放生才跑出来的。” 听了这话，我怏怏地坐到一边，后来，给它喂食的热情就消散了。 又过了几个月，临近考试，烦躁于夜里听到它的爪子抓挠水门汀的声音，又听说这种龟不能放生，就专门给朋友打了电话问。 问来的结果也倒是简单：一点点从市场上买来的药粉，下到水里面，巴西龟就死掉了。 在那之后我时时想，这巴西龟从没有开口说话，它的背甲、四足、姿态，也并非故意长成这个样子装作玄武龟讨我的欢心，要说它曾经“欺骗”过我，实在是谈不上的。我对于它的态度的陡然转变，与其说是受了欺骗，不如说更多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愚蠢和偏见使然。 这使我倒比受了欺骗更加痛苦了。

这次我打算， 谁都不告诉。 省得大家又， 空欢喜一场。

如果你也因为种种原因在天亮前醒来，辗转反侧而无法入睡，不妨倒一杯热茶，到窗台上等一等日出。 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天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太阳从黑暗中透出一个细细的金边开始，一点一点把天穹的四野都渲染上一层鹅黄色的光芒，和残留的夜色暧昧着、拉扯着，直到它全然地露出金盘似的身躯，才带给世界真正无穷的光芒。 可真正目睹了日出，才知道这“想当然”的虚妄。 像是从炉中迸射的火焰，天亮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到那紧要关头，甚至容不得人们眨眼睛，在一呼一吸之间，红色和蓝色就交替占领了天空，尚来不及反应，一道刺目的光就穿透了整座城市，照亮了人家的门扉和窗户，倒映在每一滴露珠上，闪耀着炽热的火光，呼喊着： 光明！ 光明啊！那些独爱在阴沉的夜里呼啸、撕咬和咀嚼的虫豸们，我劝你们，要么归化，要么潜逃，须知也许下一秒就是东方日出，到那时，再不许丝毫的黑暗留存在世界上。

一次， 我曾经见过， 有一个巨大的泡泡， 她的头倚着探海石的时候， 一只手能抚着梳洗河边的杨柳枝， 太阳出来的时候，光被她分成七种颜色， 一种照到青年路的尾巴，那间小小的书店里， 一种照进艾萨克牛顿那黑漆漆的阁楼中， 一种照进街角桃酥大王的柜台上， 微风从远处吹来的时候， 她在风里飘荡， 飘啊飘， 飘过山林田野， 飘过后街小小的招牌， 飘过每一支即将启航的船头， 飘过沉睡的城市和同样沉睡的你， 最后飘进我浅浅的梦里， 我想伸手抱住她， 一着急， 啪！ 却破碎了， 她变成一洼露珠， 缓缓地流出我的眼角， 沾湿了枕头和母亲的怀抱， “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做了噩梦？” “我才不会哭呢，妈妈。” 那不是眼泪， 是泡泡。

约莫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下冰雹，我和父亲坐在房厦底下，吃着瓜，看着院子里忘了拿回来的脸盆：它已经被砸成了红色的蜂窝，大概再也不能装水了。 我大概是说了一句“好喜欢冰雹”之类的话，其实，只要是不上课我都喜欢，并不一定非要冰雹。 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记了大半，但仍然清楚记得，父亲忽而沉下脸，正色道：“冰雹？冰雹又算什么好天气呢？……灾害，下了冰雹，要减产的。” 说来惭愧，我在玉米地里抓过螳螂，在桑树林里吃过桑葚，在红薯垄边偷过地瓜，然而对于增产减产之类的事，是一点也想不明白的，当时的我只觉得爸爸有些不讲道理：学校里因为冰雹，特地放了两天应急假期，人民教师们也在其内，你不因此才得了额外的机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能够好好吃几片西瓜看两场中超？反过来又骂人家是“灾害”，未免有点太不仗义！ 如你所见，我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精神，以及看出殡不怕殡大的市侩习气，台风、冰雹，或者连绵几天的特大暴雨，都引起我特别的兴趣。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灾难片，妈妈往往掩上了双眼，“哎呦！”，父亲也难免要沉默着叹几口气，只有我仿佛打了一针兴奋剂，攥住了遥控器绝不肯换台。 但现在的我，毕竟不是当初一心吃瓜的小孩子，我总是要懂得许多“大人才知道”的道理，明白了喜欢也分好多种，并不是都可以偷偷往别人的铅笔盒里塞奶糖了事——有的喜欢，可以而且应该大声讲出来，有的则要悄悄地写在日记里，还有点，最好烂在肚子里，带到坟墓里去，无论对于天气还是人还是别的什么，都一样。 甚至偶尔，听到冷饮店里打翻了冰罐儿，或者小铁铲划过装荔枝的冰盒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都会像被雷击了一样打一个冷战，蓦地想起那个下着冰雹的下午。 灾害啦，这又算什么好天气。

在夜里，我偶尔做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夜晚的原野上，点燃着跳动的篝火，围着的是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或坐或立，或喜或愁，各不相同，火焰照亮，却也暗淡了每个人的脸，把五官整个都模糊了，好像蒙上了一层鹅黄色的毛玻璃，只有相互洇染的色块和并不明确的轮廓，他们都好像有某种使命，虽然未必相同，但在“有无”这一问题的解答上，却足以达成一致，他们好像都在等待着什么发生，又好像都期待着什么不发生，总之，脑子里虽然空洞，却又如着周围的黑夜一般的冷静。没有一个人出来打破寂寞，人人都好像对这气氛甘之如饴，虽然预感，那当发生的发生，或不发生被证实的时刻，将是永远的各奔东西。 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又或者，我是他们中的每一个。 人人背负着自己来到这里，默默的，又最终总要离开，也是默默的，似乎害怕惊扰了这夜的宁静，又或者，不愿自己成为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什么——这营地好像有来来去去的面孔，又好像从来只有一个我。